是什么摧毁了中国人的诚信?

文/王学泰

一、假冒伪劣泛滥,诚信流失

这几年,网上和市井细民们议论最多的就数假货泛滥了,人人怨它、恨它,但又摆脱不了它。不论任何东西只要有了市场、能够赚到钱,马上就有假货跟进,如影随形,紧跟不舍。人们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网上流传着一个有些残酷的“笑话”:一个农夫,买来种子播下,到秋季竟然颗粒无收,因为种子是假的。老农决心一死,买来农药一瓶喝下,居然没死!因为农药是假的。一家人庆幸人没死,买来一瓶酒庆祝,结果全家人都死了,因为酒是假的。

虽然,假货不会如此凑巧地都到这个倒霉的“农夫”家中聚会,但谁也否认不了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这个故事还仅仅说到农夫所受到工业和零售商业的伤害,因为他们是现实社会中最弱势者,大家的同情多在他们一边。其实农业上也自有它们的假,这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更密切。毒牛奶,假鸡蛋,含瘦肉精的猪肉,肥皂粉,抗生素催肥的水产品,假的“有机农产品”,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民根本不食用自己种植的为市场提供的农产品(其假的程度可以想见)。服务业如教育、医疗保健、餐饮住宿、文化娱乐、金融、旅游、房地产等行当也在以各种方式造假,以回应各界。

适逢年底,甚至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人吆喝代写“打假总结”,这真是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人人打假,年年打假,而“假”不能绝,人们愤怒地说这是“假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但很少懂得造假伤害最大的是民族的诚信。昨天检查身体,退休的同事久不相见,在一块聊了起来。一位搞当代文学研究的老大姐自述苦恼说:“真是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都不敢相信了。你觉得特好的事儿,说不定就是一场大骗局。”诚信的流失,给平民百姓带来了焦虑,再严重些就会使得社会涣散瓦解。

二、古代社会的诚信

难道华夏民族缺少诚信吗?否,人类告别野蛮、组成文明社会,第一不可或缺就是诚信。孔子以“文、行、忠、信”四条教育学生。认为“信”是做人立国之本。子贡问政,孔子回答他三条:兵、食、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何者为先?孔子回答为“兵”“食”,唯独不可无信。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主流思想,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国家社会要靠诚信维持、人与人关系要靠诚信维系。

从历史教科书上我们看惯了皇权专制下统治者之间的尔虞我诈,遂有人怀疑儒家政治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其实尔虞我诈只是皇权专制政治的一面,历史上的正统皇朝寿命大多在二三百年之间,如此长的时间的统治完全依靠高压与诈术是不行的,其日常行政必由相当的诚信度来维系。

另外古代生产率不高,统治成本很低,大多皇朝的统治只到县一级,基层多靠宗法自治。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宗法制度下的四民——士农工商是处于熟人社会中,诚信是他们立身立业的基础,正如《论语》所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谈到他所生活时代人们的诚信:西洋的商人到现在(指写作此书时的1930年代)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先生在解释这些现象时说,其根源就在于两个字:“熟悉”,人们所处的是熟人社会。他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再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守信”不仅是长期所受到教育的结果,也是客观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或者说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人们只是照此而行罢了,甚至没有诚信或不诚信的考虑。这是诚信的最高境界。

我个人也有这方面的体验。小时候北京还不到100万人,偌大的北京,空房、空院子招租的很多,菜市口以南、以西,磁器口以东,还有不少墓园、菜地,至于城墙以外就都是庄稼地了。那时北京还是带有农村色彩的城市,大多数居民是老住户,街里街坊,都是熟人社会。当时家里让我去买东西没拿过现金。如让我到二三百米之外的小铺“买(口头语往往说‘拿’)条烟去”,我到那个小铺拿条烟就走,小铺的掌柜在我家的账户上记下一条烟。我们不怀疑店主会记上两条,店主也不怀疑三节(端午、中秋、过年)算账时我们不付钱。当时许多住户吃菜、吃油也多是由固定菜农和油贩子送,年底算账交钱,当时叫做“赊账”。我家并非是什么豪门富户,经济状况也就是自给自足。我家的经济行为和参与的交易方式并非是特例。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4年,我考上北京师大附中读初中。刚上学时,不能入伙,只好在附中北边一点的小饭馆吃午饭。家长到小饭馆(当时尚未公私合营)给我立个“折子”(个人记账本),每天到那里吃饭,记在折子上,月底算账。我一连在那里吃了两三个月,才转到学校食堂吃饭。这是当时许多饭馆的经营方式,其基础也是互信。那时北京大多店铺的经营方式还保留着带有小农质朴色彩的市场运作。

三、诚信的流失

是不是到了工商社会、市场经济就不需要诚信了呢?其实市场经济更离不开诚信,诚信是实现商品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保障,欺骗只能增大社会交易成本。

那么,社会诚信是如何流失的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计划经济、也不在于公有体制。1950年代初,社会诚信之风是人所共睹的。社会诚信之风的衰减在于其后几十年阶级斗争的政策与实践,它使人们的思想意识脱离了和平时期正常生活的思考,进入了战争轨道,思考多遵循战争的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的战争(暴风疾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但打了几十年仗,战争意识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然而后来的战争意识不是先前暴力革命的遗留,而是后来高调提倡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果。什么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就是阶级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它比一般的战争更要“普世”,因为一般战争只是军人之间的游戏,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虽然没有大动干戈,但确确实实是要每个人都参加的没有硝烟的所谓的“人民战争”。从而战争意识深入了当代每个中国人的心,至今挥之不去。

战争意识的核心就是《孙子十三篇》中所说的“兵者诡道”和“兵以诈立”之类。也就是说战争除了是力量的格斗外,更是智慧,或说是谋略诈术的较量,阴谋诡计、设局欺骗都是战争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交战的双方没有互信,特别是不讲任何规则的“超限战”(这是竞赛谁更没有底线的战争)。

我们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具体来说就是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五六十次之多。每次运动之前,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不起床,像打仗一样构思战略部署,也就是思考如何引诱敌人上钩,如何把他们集中到一起“聚而歼之”等策略。难道这些需要什么诚信吗?孙子解释“兵者,诡道也”时说:“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总之就是外在表现要与实际情况相反,给敌方造成假象,让敌人发生错觉。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阶级斗争日渐尖锐,他料定中国必也如此。他曾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就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毛选五卷·做革命的促进派》)“阶级斗争”“缓和”只是一个策略,目的是诱使敌人进攻,就是孙子所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这虽是整风之后的总结,但也是事先部署。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选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在整风开始时,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许多单位领导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青年学生积极参加运动,破除“三害”,因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给我们的党造成极大的危害”。而且再三强调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许多积极分子也是这样理解运动的,但他们真的照办,就不免成为上钩之“鱼”,或出洞之“蛇”。为此毛泽东还特别关照各种报刊,要尽量地“放”不要反击。《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不积极刊发“反面意见”,还被毛泽东召到中南海严词训诫。待人们鸣放得差不多了,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并给五六十万提意见者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大批地送往农场劳动改造,不少人为此丢掉性命。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斗争,只有让敌人尽量地表现,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他们从群众中剥离出来,否则就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其潜台词是对于阶级敌人,“阴谋”“阳谋”都只是工具,识别与消灭他们才是目的。

上面如此对待“阶级斗争”,下面如何应付呢?特别是那些被上面视为“阶级敌人”的各类人等,何以自处呢?用躬逢“整风反右”全过程的李慎之的话说:“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分子岂止不是对手,而且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分儿,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饶,非要他们‘缴械投降’不可。可怜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械’又如何‘缴’,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聂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由来。许多自杀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实在熬不过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绝于人民’的。”那些老实诚笃的,真的没有什么“反动目的”的,也就是无“械”可“缴”的是最惨的,他们只有两条道,或是撒谎、说假话,美其名曰“说违心话”;或者“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有不少就真的死了。

经过十多年的反复折腾,知识人也渐渐弄懂了,既然需要你去饰演“牛鬼蛇神”,你的前途就是积极配合,不要怕自污自辱。在检查交代中,都要掺点水分、“老尺加一”,说些过头话。已去世杂文家牧惠先生曾与我说起他在“五七干校”劳改时被批斗,革命群众抓住“文革”前他写的杂文逼他交代写作时的“反动黑心”,问他为什么写这些“反动透顶黑文”。他交代:“我的目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这样一竿子插到底的交代反而使得革命群众没词儿了,检查通过,批斗结束。“文革”中,我当反动学生在农场劳动时,有个不善于打理自己的生活的同学,常常丢三落四。有一次出工干活,把《毛主席语录》(那时劳动都要带语录,休息时学习)丢在外面,夜里被雨淋了。职工发现了,把《语录》交到了反动学生“管理组”。当时这是件大事,开大会批判他。管理组质问,你为什么把《语录》丢在外面?他回答:“我仇恨毛主席,故意把它丢在外面,让雨淋!”质问的人对他这样狠的自我上纲也很惊讶,不知如何处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我们能责备他们不诚实吗?从理性角度谁也不会相信这些“自我交代”,但在那种环境下人们追求的就是出现那种尖锐的对立,没有也要制造一个。这样就需要“愿打愿挨”双方共同制造的骗局。当互相欺骗成为人们公认的相处之道时,自然社会上的诚信也就越来越稀缺了。

这种激烈的折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是心胆俱裂,要想生存,或过安稳一些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学古人的“金人三缄其口”那是远远不够的。得要保持进攻姿态才更安全,因此要按照战争意识去思考,毛泽东不是说“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吗?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中,只有发现敌人与之斗争,自己才能获得安全,甚至得到嘉奖。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满眼都是敌人、处处都是阴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所有人头脑中那根掌管斗争的“弦”都高度紧绷起来。每个人都要戴着显微镜去搜寻阶级敌人;本来搜寻的目的是自保,当它成为人们的普遍意识甚至自觉的时候,就更增加了自保的难度。每个人要更加战战兢兢地把自己伪装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人和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有的只是互相防备!人际关系降到了冰点以下。朋友相见说的都是官话、套话、假话、应付话(后来自我开脱称作违心话),就是没有真话。方成先生曾有一幅漫画叫《谈心》,画的是两个人揣着手“谈心”,但他们各自戴着大口罩,上面分别写着“全面专政,形势大好”和“坚决捍卫,高举紧跟”。特别形象地反映了“文革”期间人与人之间没有丝毫信任可言的风气。

四、新时期并未完全根除的战争心态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极“左”政策,党与政府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和建设上来,开始了一个全新时期,然而几十年的教育和实践所形成的战争意识及其所造成的社会风气不会一下子消除,无论朝野上下还是习惯了以战争思维看待生产与建设,仿佛经济建设、恢复人们的正常社会生活也是在进行一场战争。人们某个建设工程还是比做某个战役,把商场比作战场……这不仅仅是习惯了术语的问题,更说明了战争的逻辑是深入人心的。其实,我们这次改革不是“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它首先是恢复平民百姓的正常生活。在此之前,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市场经济,因而市场经济与战争有着不同的逻辑。如果从整个人类史的角度来看,其本质是“双赢”的。市场交换的结果不是从地球上抹掉对方,因为商品的经营者总是需要消费者和原料供应者的,市场经济发展使彼此生活得更好(不管双方是否有这样的意愿)。而战争就是拼个你死我活。而过去的阶级教育,把市场交换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大敌,经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人们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其实市场经济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有的生活方式之一,只有极特殊的时期(例如战争时期)才会中断。抱着对敌斗争的心态去处理经济问题还能用诚信吗?大家深信的还是“诡道”。听研究先秦诸子的学者李零先生说,有些商人向他请教如何将《孙子兵法》用在做买卖、研究营销、研究管理上。他认为《孙子》只是一部兵法,是军人的读物,供军人活学活用,用来打仗的。兵法是杀人艺术,是对人类道德的最大挑战。《孙子》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兵以诈立”,战争杀人,不择手段,对军人来说,这是除暴安良,不能不如此。但在讲究诚信的商场上,商人却不应该也不能用指导战争的兵法来指导商业活动。可惜李零的意见许多经营者是听不进去的。当然这也与他们不从长远角度考虑自己企业的发展(长期发展是要依靠产品的质量和建立品牌,这都需要诚信),只注重短期效用有关。

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许多人在内心并不把它看成一种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只视为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是面临经济困难之际的无可奈何之举,若干年之后还要恢复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观念使得许多投入市场经济洪流的人们少的是持之永久的观念,多的是捞一把就走的投机心态。这更助长“假冒伪劣”产品兴盛的势焰。这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些不正常现象。

诚信的丢失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损失,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挽狂澜于既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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