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

阿霞

文/葛亮

阿霞小我一岁,属羊。

阿霞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来城里半年了,也没有消去腮上的两块红晕。其他人开玩笑,说那是红二团。

我穿着制服,跟着杨经理走进大厅。好多人围着桌子折纸巾,有的抬起头来看见我,就笑一下,有的头也没有抬。

大厅里四面装着大镜子,明晃晃的。我想姚伯伯到底是国外回来的。除了带回了经营理念,也懂得视觉空间的延展魔术。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盘下这么大一个门面本就不易,现在因为有个镜里镜外的缘故,竟似乎又大了一倍。

每面镜子里都有一个我,还都是别别扭扭的样子。制服松松垮垮的,走动起来两袖清风,好像个前朝遗少了。虽说是西式面馆,门口招牌上还画了个巨大的牛仔,可制服的确设计得一点不干练,硬要搞什么中西合璧似的。看着看着,镜子里多了一张面孔,对着镜中的我嘻嘻地笑着。这是个圆圆脸的女孩子,拄着个和她一样高度的大拖把。她发现了我在看她,赶紧低下头去。

这时候就听见杨经理说,阿霞,门口的水怎么又没拖干净,想叫客人滑跤啊。

这女孩子就拎着拖把往门口走,突然回过头来,说,经理,我以后不用拖地了吧,有新的来了。

经理就不屑地笑了,说,你就想,能叫人家大学生拖地么?

其实除了拖地之外,杨经理也不晓得能叫我干什么。我实在是她所有安排计划之外的一个人。而她所有安排的结果,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社会实践报告上的一个大红章。我们家里都是些顶顶认真的人。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主义,有自己一套运行的游戏规则。而因为我们家这样的家庭的存在,就出现了许多旁枝末节。我在大一暑假的社会实践任务,在我们家里是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的。其他同学,基本都在一个星期之内在居委会和父母所在单位搞定了。所以当他们叫我出去玩的时候,听说我要正儿八经地去餐馆打工了,都有些迷惑。

拿来拿来,我给他盖章。电话那头是个大咧咧的声音,姚伯伯是个老江湖,自然对这套游戏规则烂熟于心。爸爸说,老姚,你误会啦,我是真要把儿子送到你那里去磨炼磨炼的。姚伯伯沉默了一下,说,那让他到信息台来吧。信息台在当时还是颇时髦的行当,是姚伯伯的另一份产业。爸爸说,不,就让他去餐馆,不吃点苦,就失去意义啦。姚伯伯嘿嘿一笑说,你行,把儿子送我这儿忆苦思甜了。你舍得了,我也就没什么不忍心的。那就磨炼吧,也让你家少爷瞧瞧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是怎么撕下来的。

姚伯伯是爸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后来娶了一个美籍华人的女儿,成了美利坚公民。爸爸说,姚伯伯在美国帮岳父家打理产业,据说是很有建树的。可时间长了,心尖上打了一个中国结,竟然真的就解不开。一狠心,就回来了,带了投资,在家乡开起了洋风味的牛肉面馆。当时是踌躇满志的,要在中国的餐饮界烧上一把火,准备把麦当劳和肯德基烧个片甲不留。

姚伯伯人很好,有孟尝之风,经常约来一帮老朋友,在他的馆子里吃吃喝喝。生意是在做,可看上去热热闹闹的,却往往是自己人。有阵子店里不是很景气,他还是吆五喝六地叫大家来吃,众人过意不去。他就说,呵呵,以为叫你们来干啥。过来给我撑台面,做广告的。

他对员工似乎也不错,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他似乎不怎么照应我。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自在。

爸是铁下心来要我锻炼,所以每天要求我一早骑着单车去上班。按理我们家在城北,坐车去市中心是方便的。不过我算懂得爸的良苦用心,就老老实实地照做。

第一天可能是没计算好时间,狠狠地迟了一到。打了卡,我也没在意。杨经理看着我笑笑,没说什么。目光所及之处,好像人人都在忙碌,有条有理。一下子,我又好像成了局外人。我走到更衣室换衣服,到了门口,一个人影斜插出来,堵住去路。我一看,是昨天的那个圆圆脸的小姑娘。她一把拉住我的胳臂,说,跟我走。我一时懵懂得很,就跟着她走。走到杨经理跟前,就听见她说,经理,他迟到这么久,你怎么不骂他啊?

我大吃一惊,回头看她,她脸红得有些肿胀起来,似乎愤怒得很。再看看杨经理,脸上尴尬着,却又对我笑,嘴动了动,终于说出话来,却是冲着那小姑娘的,发神经啊,阿霞,没看我忙么,干活去。阿霞舔了舔嘴唇,挪了几步,却又折回来,我们迟到你都骂,为什么他你不骂?杨经理正在给客人落单,这回真的不耐烦了,声音粗了起来,二百五,我骂他,有人就要骂我,你拎不清啊。

阿霞终于走了,我还莫名其妙着。定了定神,终于去更衣室换衣服。一出来,杨经理把我叫到一边,刚才的事,别跟你爸说哦。我答应着,听到杨经理说,这个阿霞,缺根筋,总要给我惹祸的。

我一上午的工作无非是擦擦桌子,帮客人落落单。我看其他的服务生两只手端着四五只盘子楼上楼下地跑,好像挺有成就感。就对经理说我也要做,经理说,你刚来做不来的。要练好久。阿霞来半年了,都端不了的。

忙完中午的饭时,大家坐在一起吃东西,吃得很安静,凝重得过分了。吃着吃着,工友们总归对我有些好奇,就开始问这问那。我就耐下心来答,正经八百地,大家就都说,毛果这个大学生,还真是个好脾气的人。他们说话的时候,阿霞就直直地看着我。她的眼睛真是大,目光却是涣散的。表情就有些茫然,好像时刻走着神。虽说是这样,我终于也被她看得心里发毛。这时候突然听见她大声地说,他迟到,经理肯定不会扣他工资的。

她声音这样大,斩钉截铁,似乎刻意夸张了自己的郊县口音。我心里又有了莫名其妙的感觉,很无助似的。这种感觉十分奇异,好像某些游戏规则被打破了,让我的双脚突然踩了个空。

我抬起头,看着工友们。大家对她的话并不在意。有个叫瑞姐的,冷笑了一下,开始低下头去剔指甲。其他人只是沉默而已。气氛一时有些生硬,但也没有谁的脸上有了看热闹的人通常具备的饶有兴味的神色。

这时候大厨王叔站起来,说,干活了,干活了。我也跟着站起来,却看到阿霞空洞的目光仍旧一路逼视着我。王叔哈哈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我们霞子厉害吧,哈哈哈。

我这才觉出阿霞在这个群体中,是个异数。很不寻常的,是她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对她的态度。这原本是个很世俗的群体,阿霞的旁逸斜出,似乎为它增加了一些考验的力度。而被考验的,是我。

回到家,我无意说到了阿霞的事情。妈说,啊,老姚店里还有这样的人,乡下来的吧,这么没教养。毛羽,要不要跟老姚说一声啊。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不,什么也不要跟姚伯伯说,你们说,我就不去了。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到了餐厅。还没什么人,杨经理看见我,好像有些惊奇。她看看我说,你,其实不用这么早的。停了停,又说,阿霞的话,不要当真。

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自律,会引起了其他人的好感,其中包括阿霞。

中午吃饭的时候,阿霞竟坐到我旁边,吃了几口,她又开始定定地看我,突然大声地对我说,你看,你可以不迟到的嘛。

大家又沉默了,含笑看着我,好像阿霞代替他们说出了对我的褒扬。我突然有些兴奋,是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同样是奇特的。是一种有些幼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只是因为阿霞的一句话。

阿霞低下头去,大口地吃东西,把汤喝出很大的声响。那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声音,一种孩童式的理直气壮。我逐渐感觉到阿霞在人群中是一个小小的权威,奇特的是,这种权威却含有某种游戏的性质,是在众人的纵容中形成的,这一点让我迷惑。

我想,我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我一旦融入了一个集体,也许不会被同化,但是也决不企图让它去迁就我。这一点,也许注定我不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星期后,我在下午休息的时间里不再觉得无聊,因为可以边打盹边听王叔讲他千篇一律的黄段子,或者和小李比赛打手掌机上的电子游戏,又或者在楼下大厅耳朵上夹着纸条打“拖拉机”。这样久了,也没人把我当什么大学生。大家都很放得开了,男人可以说一些关于女人的下流笑话,而女人开始八卦一些刻毒的家长里短。他们不在乎我听不听,只是我不再是他们不吐不快的障碍,这一点令他们感到欣慰。这个群体浮现出了它低俗的实质,这是我所陌生的,却似乎并无困难地接受了它。

这时候的阿霞,却是很安静的。她往往是拿来一小箩纸巾,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慢慢地折。开始动作是机械的,中规中矩的,她脸上的神情也是相当肃穆的,是完成使命的样子。渐渐自己也感到烦腻了,就折出许多花样来,脸色也跟着活泼了。折的多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形状,很繁复,但失去了纸巾的功能。这时候,如果有人问,阿霞,你折的什么啊?她就会把先前折好的模型迅速地抖开,再规规矩矩地折成千篇一律的样子。

终于有一次,在下午一场酣畅淋漓的牌局之后,我起身去厕所。经过阿霞的时候,突然听到她大声地说,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哦,你是大学生哎!

我回过头去,看到她十分认真的表情,脸色又是通红的,却是个悲愤的模样。我一时间语塞,仿佛又是秀才遇到兵了。

拌凉菜的四川师傅小李,就打着哈哈说,阿霞妹子看不上我们,看上状元郎啦。大家就很凑趣地笑,是替我解围的。

阿霞却恶狠狠地接上去,我就是看不上你们,我就看得上状元郎。我家弟弟就是个状元郎。我诧异极了,因为这些话阿霞几乎是喊出来的,肩膀抖动着,竟像是歇斯底里了。她大而空洞的眼睛却是要将我吸进去一样。我突然有些恐惧,觉得自己好像前世亏欠了她。

大家散去了,阿霞重新坐了下来,认认真真地将纸巾折下去。

接下来的下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

我们的工友里,有个安姐。是个很温柔和善的人,对谁都很好,还都是默默的好。这种好的表现往往是拾遗补缺的形式,你制服穿得不整齐,她叫住你,给你理理顺﹔你给客人擦桌子,匆忙了,擦得不干净,她就过去给你补上一把﹔你有事要找人代班,常常也第一个想到她。她是个最好说话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安姐已经怀孕四个月了。按理讲,这样的体力活,是不好做下去了。可大家知道她家里要钱用,也因为她的好,都没有人说什么。杨经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是让大家关照着她。后来有次姚伯伯看见了,很惊奇似的,说这个样子,出了事怎么办,当场就要辞掉她。安姐不说话,眼睛却红了。她换了衣服出来,去经理室结账。杨经理却跟她说,你留下吧,我跟姚总讲了。姚总说,总归,你不要硬撑着做。

傍晚是生意的高峰,又是周末,这样的时候,再多的人手也是嫌不够的。大家都很忙乱,安姐却在这个时候出了差错。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安姐端着一碗汤面,摆到桌上的时候倾斜了一下。洒出了一些到外面,却又溅到一位女客的裙子上,这客人自然是很恼怒,当场站起来,说了批评的话。其实公平地讲,这些话讲得是不过分的,这客人也是知识分子模样,无非说的是些大着肚子怎么还出来做事之类的。说得安姐把头深深低下去。这种事情在餐厅里也是常有,大家也没太在意,知道杨经理远远看见了,自然会过去摆平。可是这回,却看到阿霞拎着拖把,几个箭步过来,指着那女客的鼻子破口大骂,虽是带着乡音,却听得出骂得很难听,翻来覆去只是几句,句句都是关于女性最隐秘的部位。那女客愣住了,突然神色紧张起来,脸开始红一阵白一阵。阿霞却越骂越勇,女客竟不知如何还口,终于哭了。这一幕来得突然,众人都有些发怔,待到安姐醒悟,要掩住阿霞的口,经理已经过来了。经理呵斥着,阿霞却还在骂,失控似的,骂的话还是苍白而不堪,眼里却闪出了光芒,仿佛是成就了一番事业。

啪!杨经理一个巴掌重重落在了阿霞的脸上,她自己的手先缩回去。阿霞呆了一下,脸上泛起了奇异的笑容。她拾起拖把,十分镇定地走了。

我很吃惊。杨经理在给客人赔不是。客人这时终于缓过神来,嘴里劈里啪啦,把原本对着阿霞的针尖麦芒都向杨经理射过来。杨经理没有一丝愤怒的神气,躬着背,嘴里絮絮地说什么。在旁人看来,她却是忍辱负重的。

晚上我加班,打烊的时候,杨经理端着一杯茶,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说,这回,阿霞可能真的是留不住了。

接下来,我就知道了阿霞的事情。阿霞姓陈,她的父亲原本是面馆里的白案师傅,在店里做了很久的。手艺好,人也好。他没了老婆,留下一儿一女。小的是儿子,是他很骄傲的,在县里上了技专,在当地就是有了大出息了。陈师傅每每说起来,脸上都带了光,说他一个人跑到城里来打工,就是为了供儿子读书。女儿他就很少提,似乎也不愿意提。众人也并不问,想这些乡下的姑娘,也是大同小异的。陈师傅为人勤勉,为了多挣些钱,就常给人代班,经常是没日没夜。终于有一天,他在蒸小笼包的时候打起了瞌睡,懵懵懂懂,整只手就伸进了做肉馅的搅拌机里,机器运转得快,他来不及抽出来,当场手就没了。这件事很不幸,虽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大家却都很同情。姚伯伯给他算了工伤,支了两万块给他,想到他以后日子的难过,就又多加了一万。按理这件事情,店里对他是很厚了。可他从医院出来,到了店里,当着众人的面就给姚伯伯跪下了。说姚总对他恩重如山,可他却还有件开不了口的事。然后他就说,自己现在算是失去劳动能力了,将来总怕要坐吃山空,家里还有个上学的孩子,这就是难上加难。他想着,能不能让闺女来接他的班,好歹家里还有个挣钱的人。姚伯伯问起这女儿能做什么,他也是反反复复地说,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

阿霞来到的时候,众人是喜欢的。一来心里多少都带着些怜悯,二来阿霞的样子很敦厚,说起话来,似乎也很规矩。她自然是不会做白案的,经理开始分配她些轻省的活,她就很勤力。比如折纸巾,因为枯燥,别人往往做起来三心二意。可她却心无旁骛似的,折起来,像是开动了马达的机器,无休无止的,总要外力的介入才停得下来。也是这件事,让人开始觉得她似乎有些发痴。她的手脚其实又是粗笨的。日子久些了,经理也试着让她做复杂些的活,比如给客人上菜。她上手的碗盏,却经常遭受破损的命运。可是她的记忆力,似乎又是异乎寻常的好。因为给客人落单这样的事,在餐厅里为了运作的快捷,所有的菜式都是排了编号的,就是一道菜对应一个编号。服务生到了后厨,直接把编号给师傅就好了。这就很考验服务生的反应能力,客人点了菜,要立即落实到编号上。旺季里,店里有一百多道菜。刚来的工友,出错是常有的事。可是阿霞来那天,只把菜单看了一个中午,以后落单似乎就没出过错。这件事,被工友们传得有些神乎其神了。

从此,经理就让阿霞专下心来,做拖地、折纸巾和落单这三样工作。这几样比起其他工友的工作,是见缝插针式的。虽然单调,阿霞却很尽责。好像是机器齿轮间的润滑剂,不显眼,却也不碍眼,是时时处处发挥着作用的。

到了后来,大家发现了阿霞一些奇特的地方。在旁人最吵闹的时候,她往往是安静的。细细看去,她眉宇间这时候竟会带着悲意。这就和她敦厚的五官很不相称,生出了人小鬼大的滑稽。大家开始以为她是为了父亲,可到了她欢快的时候,似乎又判若两人,这就让人很费解。再到后来,她就在众人面前大起嗓子,开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配合着粗鲁的举止。开始觉得她是孩子气。可有一回,一件极小的事情,竟让她嘶喊着,使劲地薅起自己的头发来。这实在就让人莫名其妙了。

这样过了一个月,有天一个工友来,说是阿霞父亲的一个同乡终于告诉他一些内情。原来阿霞这孩子是有病的,是脑子的病,不知是何时落下的病根儿。总之发作起来是一时悲悲戚戚一时呼天喊地的。家里请过神,驱过邪,究竟也没有治好。不过这孩子不发病的时候,是极好极懂事的。大家纷纷颔首称是,心情却都很复杂。有人终于说,陈师傅这个人,把个有病的孩子送出来,怎么就放得下心来。又有人说,万一出了事,这不是给人家找麻烦么,看他老老实实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把姚总给涮了。

这时候大家朝阿霞看过去,她正安安静静地坐着折纸巾。工友们嘴里说着她父亲的不是,心里对这个小姑娘,却是越发地同情了。

跟着,这件事情的发展是阿霞自己不知道的。餐厅开了会,讨论过,还投了票,最后姚伯伯拍板把阿霞留了下来。以后大家对阿霞都很留心,她不知不觉成了大家心中的块垒。以后人们对她越发地宽容了,一些原则之于她也变成了无原则。这种心情,往往是对弱小的动物才有的。

听到这里,我忽然明白,阿霞是幸运的,一个集体达到了怎样的默契,可以这样给她宽容与照顾着她。

我也明白,杨经理之前说到阿霞“缺根筋”,也并非仅是象征性的,而是有所指。我也明白,她让我不要告诉家里,无关自己,原来也是出于对阿霞的保护。

临走时候,我说,经理,下午的事,我不会跟家里说的。经理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说,这件事大了,你不说,也自然有人会去说的。

自然有人会去说。

这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但是姚伯伯的恼怒的确是空前的,在我印象里,他是很少大起嗓子说话的人。可是这天下午,却有很激动的声音断裂着从经理室里传出来,偶尔静下来的时候,是杨经理低声下气的申辩,然后又被更激动的声音淹没了。

谁都知道,和客人当面发生争执是饮食行业的大忌。在食肆林立的湖南路步行街上,姚伯伯的面馆经过这些时日的苦心经营,才算是站稳了脚跟,生意有了起色。商场如战场,里面有多少明争暗斗,不为外人道。姚伯伯是个义气的人,却也有商人的心计和手段,现在店里规模虽不算很大,也是当年挤垮了隔壁的“老巴子”川菜馆,盘下了对方的店面扩建的。姚伯伯说过,开饭馆,最要紧的是声誉。“老巴子”就是输在了声誉上。这一回,店里出了这样的事故,在同行看起来,是无异于自绝生路。

姚伯伯终于黑着脸出来,眼睛在人群中扫视着,寻找着阿霞。阿霞远远地坐在角落里,折着纸巾,眼神依然是涣散的。“阿霞。”姚伯伯这回的声音其实不大,语气却很阴沉。阿霞远远听见了,身体似乎抖动了一下,抬起头来,是个木然的表情。她的手停住了,一张折好的纸巾还未放在箩里,也僵在了空中。

阿霞没有动。

“姚总”,是安姐温婉的声音。姚伯伯出其不意地转过头去,看见安姐用手护着肚子,艰难地站起身来。“姚总,让我走吧。阿霞是为我,你留下她,让我走。”她吃力地把手绕到身后,开始解着身上的围裙。解下来了,看着姚伯伯,脸色平和,并没有上次险些被辞工时的悲戚神情。

姚伯伯依然虎着脸,吸了口气,说道,小安,没有你这样求情的。这不是谁代替谁的事情,我这里不是收容所。

这句话说得很硬,一锤定音了。姚伯伯转身走回经理室,杨经理跟着进去了。

安姐有些焦急,愣了一愣,突然对我说,毛果,你去,你去跟姚总说。所有的目光投向我。我看了一眼阿霞,她依旧木着,好像是个局外人。

我敲开经理室的门,会计正走出来。姚伯伯看到我,语气温和下来。我的口才原不是十分好。但终于还是把该说的话说完了,其中不乏一些恭维他以往仁政的意思。

姚伯伯摇摇头,毛毛,伯伯总归总,都是个生意人。有些事情,人情是人情,原则是原则,不能混在一处了,你还懂啊?

我自然是懂的。

来接阿霞的是她父亲,就是我没见过的陈师傅。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苍老。黑瘦的一个人,不是健康的黑,很晦暗的颜色,从皮肤底下渗透出来。身形是佝偻着,他本不算矮小,这样却也要抬起头来看人。脸上带着笑,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讨好的笑。这大概也是他在磨难中砺练出来的。我突然在他身上看出了某种郑重的意味。头发是刚理过的,也许是在很便宜的理发店里理的,理得参差,却的确是刚刚理过。穿了不合身的一件中山装,很干净地发着旧。一只袖子底下,是空荡荡的。

姚伯伯很淡地和他客套了几句,他脸上堆着笑,神情却是木的。嘴里翻来覆去,就是几句,说自己命不好,养了个死女子,姚总怎么都是自家恩人。说得多了,姚伯伯倒有些尴尬,打断他的话头,说,你在老家过得还好吧。

他反倒沉默了。阿霞在他身旁拥住他,死死地扯住他那只没了手的袖子。突然她抬起头,开了口,我爸,他没回老家。

陈师傅有些嗔怒地看她,阿霞和他对视着,却突然得了胆似的。说,我爸没回老家,他在雨花台的工地帮人做工。我爸帮人做小工,一天十五块钱。

陈师傅伸出左手,巴掌重重落在阿霞的身上。他的脸羞红着,大家彼此心照,当时他让阿霞来顶工,是说自己失去了劳动能力,只有回老家去了。他是个老实人,这对他而言,是个承诺。

他在阿霞身上一下下地打,下了狠力。我们却都看到了他手上的伤口,很深,不规则的,有些还往外渗着脓,好像被腐蚀过,难以愈合了。

老陈,姚伯伯喝住他,口气和缓下来,你的手,手怎么回事?陈师傅听了,迅速地把手藏到了袖子里,嘴里很轻地说,翻石灰,石灰咬的。石灰不好,结块了,用手掰的,不打紧。

我们明白过来,工地上有些工具,他是没法使用的,他只有一只手。

他终于说,他现在依旧很难。儿子学校要交赞助费,钱不够,他只有出来做。姚总给的几万块,都还了先前给老婆治病欠下的医疗费。他千不该万不该,对姚总瞒下阿霞有病的事情。他不能再错下去,这就领阿霞走。

阿霞突然哭了出来,陈师傅又是重重地打下去,嘴里骂,死女子,又犯病了。阿霞却拗了劲地拉住他,一边哭,嘴里清清楚楚地说,爸,我没病,你别让我走,我能帮你挣钱。

陈师傅挣脱了阿霞,拎起她的行李,说,走吧,走了总归轻省了。

父女两个往外面走,阿霞突然变得很顺从,拉住父亲那只空荡荡的袖子,闷不作声地跟上。

等等。姚伯伯叫住了他们,老陈,你这带阿霞到哪去?

老陈叹了气,说带到工地上去。自己做到月底不做了,回老家去。工地上都是爷们儿,带着她不放心。让她一个病孩子在家里待着,还是不放心。

姚伯伯说,你把阿霞留下吧。我想好了,让她留在后厨帮忙吧。工资不少她的,都是熟人,好有个照应。你钱挣得差不多了,就带她回去。

看到大家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自己,姚伯伯有些自嘲地大声笑了。我想,这个朋友爸爸是交得没有错的。

阿霞终于又留了下来。

阿霞是留下来了,却没有了先前的活泼,对谁都小心翼翼的,好像是捡回了一条命的人。规矩得有些过了,似乎总是在防范什么。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也惊醒一般。和她熟了,工友们也都能看出她精神不对的苗头,往往就是安姐把她带到餐厅后面的宿舍去。过了那一阵,也就好了。

干活时她依然很卖力,也是过了,谁都看出有了感恩的成分。别人都休息下来,她还是一遍遍地拖地,要不就是无休无止地折纸巾。有客人来了,她就很自觉地到后厨里待着,似乎要把自己掩藏进去。

她和谁也相安无事,彼此间却疏远起来。大家没有了开她玩笑的企图。曾经自诩为她的追求者的四川师傅小李,也偃旗息鼓,和她有了相敬如宾的样子。工友们说起她,都觉得可怜,也不过如此。阿霞渐渐变成了一个有当无的人。

对于我,阿霞似乎知道我为她求过情,变得格外恭敬起来,恭敬之外就有些躲闪,似乎很生分了。

阿霞的变化这样大,却是入情入理的。她的病,是她要防范的东西。

我打了电话给我中学的一个哥们儿,学医的。我讲述了阿霞的种种,他听完后,很肯定地说,是狂躁抑郁症,轻度的,但是很典型。

我想了想,问,这种病严重么?算是……精神病?

嗯,不过如果没有激惹诱因,一般不会产生破坏和攻击性行为,基本没有什么危险性。你们这些凡人,就是把精神病人都当疯子,这是很不科学的。

我说,行了,我不是说这个,那,好治么?

那头停了停说,毛果,建议你不要多这个事。这么麻烦的小姑娘,不适合发展成为打工恋情的对象吧?

接着,他开始自说自话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好像个花痴。

我说,哥们儿,你思觉失调加妄想症到了晚期了。就把电话挂了。

不过,他说对了一样。我确实很想对阿霞好,突然间的。

阿霞身上某种东西在慢慢地凋萎,让我感到不忍。

这天黄昏的时候,有客人进来了。阿霞像应激反应一样,站起身来,迅速地把折好的纸巾收拾到竹箩里头,往后厨走过去。

她对自己的自制力,已经没有了信心。

我拦住了她。她抬起头。没有开灯,仄仄的走道里头光线黯淡。看得见的,是阿霞很大的眼睛里,有些冷漠的光。阿霞,想去看电影么?我问她。她仍旧是冷漠的。我说,走吧。

我是个很少冲动的人,然而冲动起来,也很少考虑后果。我拉着阿霞走出门去,甚至忘记和同事调班。

电影院是不远的,就是街口的“大光明”,在放杜琪峰的《枪火》。

那时候的杜琪峰,没有现在这样火。他的电影是一直很好看的。我是个看电影投入的人,看着看着,就投入进去了。忘了四周围的种种,也忘记了阿霞。

阿霞睡着了,我并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她正发出很沉重的鼻息,像是很久没好好睡过了。这时候的阿霞,脸上神色很坦然,嘴唇翕张着,竟有些笑意。眉头似乎微微皱起,带着蛮憨的神情。这还是那个天真的阿霞。

我没有叫醒她。有一刻,她仿佛是要醒了,可是咂吧了一下嘴,换了个姿势,又沉沉地睡过去。

她醒来的时候,电影已经快要结束了。

出来的时候,阿霞突然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城里看电影哎。接着又说,这个电影不好看,不搞笑。

她说她上次在县里电影院看电影,放的是《少爷的磨难》。陈佩斯演的,那个片子很搞笑。阿霞问我,毛果,你还喜欢陈佩斯啊?

我说,喜欢。阿霞突然兴奋起来,说,是啊,我最喜欢陈佩斯啦。

阿霞眼睛里有了光亮,她开始向我历数她看过的陈佩斯演的电影和小品。她说她最喜欢那个《主角与配角》,这时候,她停下来,似乎在琢磨什么。再抬起头来,就大声地对我说,毛果,我演给你看。

阿霞开始表演,一人分饰两角。不是比划,而是实实在在地去演,声情并茂的。在傍晚的步行街上,阿霞旁若无人地表演起若干年前的经典小品。阿霞有这样好的表演天分,没有一丝做作,浑然天成。我终于被她逗笑了。这时候有了行人驻足围观,阿霞似乎并没有收敛的意思。我赶紧叫她停下来。

阿霞,你演得真好。我由衷地说。

他们说我学宋丹丹最像了。阿霞有些得意,然后又说,不过我觉得我像高秀敏,我胖。

高秀敏是个很憨实的小品演员,没有宋丹丹漂亮。阿霞很诚实,她没有女孩子们趋利避害的心机。

阿霞看着我,突然笑了。这是个很放松的笑容,阿霞的脸,生动和好看起来了。

我问她,阿霞,饿么?

阿霞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很焦虑地说,哎呀,这么晚了。小李肯定不会把小菜留给我了。

阿霞的晚饭是餐厅里下的光面,两块钱一份。光面就是不加任何配料的面条。不过餐厅里有个规矩,中午厨房里配好的小菜,是不可以留到晚上给客人的。所以这些菜,可以由厨师自己支配。传说拌凉菜的小李以前追求阿霞,所以把这些剩下的小菜七七八八地都留给阿霞。小李也是个很实诚的人,这个习惯沿袭下来,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

阿霞还在发着愁,我说,阿霞,走,我请你吃其他的。

到了必胜客门口,阿霞回头就要走。嘴里说,装修得这么好,这么洋的地方肯定要很多钱。姚总上次跟我说,这些钱到底都要算到顾客头上的。我不吃。

我说,我请你吃啊。

阿霞很拗地说,不吃,不划算。

我把她拉进去,点了一个锦绣大匹,要了两杯橙汁。阿霞看见了价钱,很不安的样子。我说,阿霞,偶尔吃一下的,又不是天天吃。

匹萨端上来的时候,阿霞却很惊喜,说这么大啊。我夹了一块给她,她小小地尝了一口。我问,好不好吃。她点点头,说,很好吃。跟着大口地吃下去。

阿霞吃东西的态度也是很诚恳的,很带劲儿地吃下去。吃得高兴了,还对我笑一笑,像是和我分享其中的快乐。

吃完了,阿霞说,我小时候,妈给我和我弟烙的油饼,跟这个味道很像。不过没有这个大,也没有这个好看。

谈起自己的母亲,阿霞似乎也并没有很黯然的神色,好像在说一个还在世的人。她用手指拈起盘子里的一个饼渣,放到嘴里细细地嚼,很认真地回味。然后说,我要带我弟来吃。

回去的路上,阿霞的话多了起来,跟我讲他们家乡的事情,还有她和她弟弟的事。其实很多都是琐事,但是阿霞是用很怀念的口气说的,加了很多感情的色彩,我听得也很有兴味。

阿霞突然说,毛果,我下次要请你的。我爸说,女孩子不能占人家的便宜。她这样说,让我有些愕然。心里也多少有些凉下去。

可阿霞从那以后,似乎情绪真的活泛了一些。和人相处,又有些恢复了落落大方的态度。而她对我,则是变得很亲近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大家也是有些惊奇的。阿霞对人的友好是不加掩饰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她往往就坐在我的身边,跟我说话。因为经验的原因,话题也都是很单调的,但是她也会一直不停地,兴致勃勃地说下去。

有一次,大厨王叔就打趣说,毛果,阿霞对你这样好,你可不能欺负她哦。

阿霞立刻很严肃地站起来,似乎要澄清什么。她说,你乱讲,我是喜欢毛果,可人家是大学生,爸妈是教授哎。她似乎为了表明她清醒的态度,又郑重地补充了一句﹕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自然是大吃一惊。这最后一句,大约是阿霞从电视上看来就地引用的。这是很让人尴尬的话,让胸无城府的阿霞说出来,却莫名地有了悲壮的意味。

工友们也都愣住了神,忽而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只有凑趣地跟着傻笑。

有一天,整个上午阿霞脸上都挂着喜色,旁人问她什么事,她也不肯说。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阿霞很神秘地告诉我,她弟弟到南京实习,要来看她了。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我也为阿霞高兴起来。

到周末的时候,阿霞弟弟真的来了。工友们都有些意外,因为他和阿霞似乎并不很像是姐弟两个。这是个瘦高的男孩,长得很文气,原本是个好孩子的模样。但是他又挑染了很黄的头发,身上穿着时髦却廉价的衣服,这就使他多少显得不很本分。他说起话来,目光游离,又有些和年龄不相称的世故神情。为了阿霞的缘故,工友们和他客套着,他似乎有了厌倦的情绪。阿霞始终是很骄傲的样子,好像在向众人出示一件宝物。大家也都知道这男孩子在他们家里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依然保持着很客气的态度。

到了快晚饭的时候,杨经理说,阿霞,叫你弟弟在店里吃饭吧,我来请。阿霞却说,不用啦,我要请弟弟吃“必胜客”。

阿霞说这话的时候很硬气,像是做了个很大的决定。众人就很迁就地笑。

阿霞说完,又拉住我说,毛果也去。

这对我是格外的礼遇,工友们就开始起哄。我就说,阿霞,你和弟弟去吧,你们姐弟两个,肯定有好多话要讲,我在也不很方便。

阿霞说,你上次请了我,我一定要请你。我下次再单请你,又要多花很多钱,所以要你一起去。

阿霞这样直统统地把自己的小算盘说出来,我就推辞不了了。

到了必胜客,阿霞直接地点了上次的锦绣大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种,但我知道阿霞是不会变通的,她是个实心眼的人。

已经落过单了。阿霞弟弟又突然说想要一杯卡布其诺,说是自己很喜欢喝的。阿霞并不知道这是种什么饮料,服务生又来了,就支吾着说不出来。她弟弟有些厌烦,抢过她的话头去,大声地说是卡布其诺。阿霞并没有不高兴,直说弟弟是见过世面的人,是自己太土了。

阿霞极力想让气氛活跃些,就说了很多自己在城里的见闻。看到弟弟并不感兴趣,就岔开话去,问他有没有去看父亲。弟弟说没有,不想去看。阿霞听他这样讲,就沉默了。隔了一下子就又说,还是去看看吧,爸都那样了,都是为你。弟弟就不耐烦地说,是他自己要那样,告诉他不要再寄钱了。我和同学借钱交了赞助费,他那样挣,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齐。

这样一来,姐弟两个话不投机,有些不咸不淡。她弟弟就和我说话,开始也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通常的话题,英超甲A之类的。他说这些的时候,用的是很刚愎自用的语气,指点江山似的,这也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时常会有的。阿霞在一边只是听着,脸上却显出了十分欣赏的表情,似乎都是她闻所未闻的见识。后来说起专业,他知道我是学文科的,就很武断地说,文科多没前途啊。说完了,自己就把场冷下来,有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阿霞赶紧接上话去,说毛果是在N大读书的哎。这样一来,他就又改变了态度,变得很向往了。说N大是全国重点啊。他们这回实习,要在N大听一个月的课。然后又说,他们学校,明年会有几个到N大进修的名额,他在班上的名次是很前的,估计是没有问题。问我能不能帮他打听一下课程的安排。我说可以,他就和我互留了联系方式。

到快要吃完的时候,阿霞弟弟说想要尝尝火焰冰激凌。这是这一季新上的甜品。价格是很贵的。我有些担心,问阿霞钱够不够,说我来请你弟吃吧。阿霞忙说,够的够的。说的时候很自豪,又问她弟弟还想要吃什么。

到了付账的时候,阿霞掏出的都是些零票,好像是攒了很久了,但数目的确是够的。

送他弟弟走了,阿霞一路上仍旧欢喜着,说原来大学生都喜欢吃“必胜客”。

到后来姚伯伯和爸谈起我打工的那几个月,说是店里的多事之秋。这话说得是没错的。工友们也说,似乎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也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这天晚上快打烊的时候,杨经理走过来,用很低的声音跟我说,毛果,去把店里的人帮我叫齐。

她说这话的时候,用的是很阴郁的口气。在我的印象里,杨经理似乎总是和颜悦色,处变不惊的。她看出了我的诧异,就低声地补了一句,店里丢了钱。

人叫齐了,杨经理就说,今天上午她从银行取了七千块。因为一时匆忙,就交给前台的收银小张,亲眼看着小张锁进了抽屉里。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小张告诉她钱不见了。因为怕影响店里的生意,她一直没有声张。看现在的情形,偷钱的左右不过今天当班的人。她说,大家平常相处得这样好的,她不想报警。谁拿了钱,心中有数,私下里交给她,或许可以既往不咎。

遇到这种事情,做没做的,似乎都在心里发着虚。工友们一个个的头都低下去。王叔狠狠地把手上的烟头往地上一掷,说,操,手脚这样不干净的,去偷金陵饭店是哎,跑到我们小店里来作怪。

收银台的小姑娘嘤嘤地哭起来,因为这个人要是查不出,她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了。这时我后面就有人小声地说,其实对这个新来的女孩子,是最不了解底细的,监守自盗也未可知,或许她就指望着店里网开一面呢。

杨经理叹了口气,说,你们都好好想想,我也不想为难谁。

这时候阿霞站起来,说,我知道是谁拿的。

大家朝她看过去,她的脸又是涨红的,很激动的样子,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

不待人问她,她转身朝更衣室跑过去。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饭盒,打开了,里面是理得整整齐齐的一叠钱。

饭盒是安姐的。

一瞬间,大家的心情变得很复杂。事情解决得太过利落,如释重负了,又觉出这件事情有了不寻常的性质。有人终于说,阿霞,不是又犯病了吧。

阿霞依然涨红着脸,不说话。

沉默了一阵,有人又说,阿霞,安姐平常对你最好哎。

这一幕在我看来是奇异的了,是非的界线忽然变得很模糊,人们的立场微妙地游移,失去了标准。

安姐终于站起来,说,是我拿的。

她说,你们不要怪阿霞。这钱我拿了,就没准备还回去了。我是没有脸在店里待了。经理,你做个好人,让我走吧。

她又看了阿霞,说,阿霞,姐以后不能照顾你了,你自己要好好的。

阿霞是很漠然的神情。

杨经理说,你走吧。今天晚了,明天来领这个月的工资。她又对大家说,今天的事,不要说出去。小安家里难,恐怕还是要在别家的店找工做的。

安姐很感激地看了杨经理一眼,走了。

大家看安姐大着肚子,蹒跚地消失在夜色里头,都觉得有些凄凉。

再回头看阿霞,目光就很隔阂了。

第二天,安姐并没有来。再后来,有人就说,安姐出事了。

知道的人说,安姐住在医院里,肚里的孩子没了,被她老公打的。

原来安姐家里的状况,比我们知道的更加艰难。她老公是个下岗的工人,很久没有找到工作了,还有个有病的婆婆。她怀孕这么久,依然要出来挣钱养家。老公原本脾气不好,心里烦闷,竟又染上了酒瘾和赌瘾。她在家里就要经常挨打,无缘无故的,只是因为老公要发泄心情。出事的前个星期,她老公又出去赌,赌输了很多钱。还不出,门口的墙上,就被债主用红油漆写下了恐吓的话。她老公逼着她想办法,想不出办法,仍然是打。她被逼得走投无路了,那天看到杨经理手里的钱,人也糊涂了。

丢了工作,老公不分青红皂白又打了她,这一回下了狠手,硬是把她打得昏死过去。送到医院里,下身还淌着血,命是保住了,孩子却没有保住。

大家就想起,以前休息的时候,安姐拿着一个小木锤子,在桌上砸核桃的情形。她说,多吃核桃,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就会很聪明。将来就有出息,不会像她这样命苦。她这些核桃是不会分给别人吃的,除了阿霞。

杨经理说,今天提前打烊,我们去看看小安。

快到了医院门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阿霞不见了。

我们找到了病房,安姐还没有醒过来。床头边是个女孩子看着,说是她妹妹。安姐的脸白得好像一张纸,神态还是温和的。肚子那里,现在是塌陷下去了,身形就小了很多。原来她是那样瘦弱的一个人。

我们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杨经理问她老公呢,她妹妹忽然就很激动,说那个屄养的,把我姐送进医院就没来过。

安姐醒过来,看到我们就撑着要坐起来。起来的时候,习惯地做了个护住腹部的动作。这一回,手却摸了空,她愣了一下,眼睛倏地红了。

这时候阿霞进来了。

她闷不吭声地走到病床跟前,找到安姐的手,把一个信封塞过来。又跑了出去。

信封里面是一叠新崭崭的一百元。杨经理用手捏了捏,说,阿霞把她银行里的钱都取出来了。

安姐对我说,毛果,把阿霞叫回来。

阿霞并没有走远,迎着住院区的大门口站着,头上白炽灯的光线把她的影子拉成了长长的一道。我喊了她一声,她只管低着头,右脚在左脚上来来回回地蹭着。

我说,阿霞,安姐叫你呢。

她不作声,我拉了她一下。她却露出惊慌的神色,用手紧紧抓住铁门上的栅栏。

我说,阿霞,去吧。

阿霞静默地走进病房,安姐向她招招手。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把手放在安姐的手里,突然俯到安姐的身上,大声地哭泣了。安姐叹了气,轻轻地抚摸了她的头发,她就更大声地哭起来。

终于有护士走进来,对她说,你这样哭,对病人身体恢复是很不好的。

阿霞不理她,只是一径地哭下去。

因为开学了,我的打工生涯告一段落。临走的时候,工友们送了我一套精装的《唐宋诗词详注》,都说,毛果是个读书人,送书总是没有错的。姚伯伯对爸爸说,毛果不容易,和我们的员工打成一片了。

工友们说,毛果,你一定要来看我们啊。

我说,一定一定。

小李就起哄说,不看我们也要来看阿霞啊。

阿霞就用拳头很使劲地捶他。

过了些日子,我真的去看他们了。大家都很高兴,说毛果还记挂着我们。

聊了一会儿,也没看到阿霞。

王叔说,阿霞走了。

我说,被她爸接走了?

王叔摇摇头,就有人示意他不要说下去。王叔很愤然的样子,怎么不能说,这事霞子不做,我总归都是要做的。

我走以后,阿霞做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原来,安姐流产以后,连生育能力也失去了。她那个混蛋老公,就以此为借口要和她离婚。后来知道,她老公早在外面有了姘头,是个很有家底的女人。先前种种对她的刁难,都是蓄谋已久。安姐虽然很不忿,心底却还很爱这个男人,狠不下心来和他离,终于自己寻了短见。终究是没有死成,就这么拖下去。她老公其间又给她很多折磨,手段残忍,竟是怀了报复的心理了。谈起这个男人,谁都说是得而诛之,然而毕竟是别人的家事,似乎又奈何不得。

有一天传来消息,说这个男的被人砍伤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又有消息传来,说砍他的人竟然是阿霞。

后来听说,阿霞做这件事情,竟是事先就有了缜密的计划。她有次跟踪了这个男的,摸清了他姘头的住处。有天晚上,就带了把菜刀,等在门口。等了整整一晚上,那男的醉醺醺地回来了,她上去就把他给砍了。她下手时,是朝死里砍的,可毕竟是个女孩子,只是把他的肩胛砍成骨折而已。不过,成只耳朵是被她砍下来了,阿霞竟把那只耳朵剁得稀烂。这么着,该是没有女人会看上他了。

阿霞做完这件事,就近找到个派出所自首了。王叔说,她在局子里,只是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

她说,我有神经病,神经病杀人是不犯法的。

听到这里,我心头狠狠地痛了一下。

王叔说,后来杨经理去做过一个笔录。回来说,霞子被送到了一个拘留所。

过了两个月出来了,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他又想起什么来,说,杨经理上次去,回来讲阿霞留了样东西给你。我给找出来了,你等着。

王叔返身去了更衣室,再出来,手上小心翼翼地捧着。仔细看了,是一个菠萝,用很多的一分钱的纸币折叠拼接出来的,手工精致,有些乱真了。因为这些纸币都是崭新的,颜色也很光鲜,黄灿灿的。然而,在果蒂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缺口。王叔叹了口气,说阿霞花了好多力气在上面,到底还是没折完,你好好拿着,不要让它散了。

回家后,我找出阿霞弟弟的电话,打过去,已经是空号。

又过去了一年,阿霞弟弟有天打来了电话。他说,他们学校去N大的名额,都被有关系的人占了。他被别人挤掉了。他问我家里在N大的某专业认不认识人,能不能托到关系。

我告诉他不认识。他有些失望,就想把电话挂了。

我问他,你姐姐怎么样了?

他说,结婚了,男的也是个脑子有病的,跟她很般配。

我有些错愕,说,你姐对你很好,你怎么这么说她。

他冷笑了一下,说,好?我怎么没觉得。别人家里人都会给小孩作打算,通路子,我家里的就只会给我找麻烦。她砍了人,还是我去找人从局子里捞出来的。

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我去了电视台实习。爸有个同学老刘在台里做副台长,去了就把我安排到新闻部。

新闻部经常有去一线采访的机会。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当年的抗洪抢险专题,就跟了车去一个沿江的郊县采访。这类专题,惯常是有些歌功颂德的意味。到了地方,采访的,也都是当地的头头脑脑。这样打着哈哈大半个上午过去了,也并没有意思要去抗洪的现场。我问主任,他就说,今年汛期短,现在其实已到了抢险的尾声。去了也未必拍到好题材,要用的时候,自会把以往的实况录像切来应景。

到了中午,政府的领导亲自出面款待,内容又是很丰富的。一桌都是大碗大盏,似乎并不是这个贫困县拿得出的气派。觥筹交错之后,县长跟秘书示意了一下,秘书拿了一叠信封出来。只是往采访队人手一封地塞,嘴里说着辛苦辛苦。

到了车上的时候,主任掂了掂那信封,似乎很满意地说,说他们穷,我看这一包一个K(一千元)总是有的。

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红包。红包的厚度决定着歌功颂德的分量。有个实习生把自己的掏出来,恭恭敬敬地递给主任。听说这好像也是行内的规矩,实习生都要把红包交给带队的老记者。

我正想如法炮制,主任却拦住,说,别,别人要孝敬也就罢了,你的我却不敢要。你是刘总的人,算我提前给你压岁钱吧。

这时候摄像突然对主任说,还是去趟江边,要去拍几个水位标尺的镜头。主任说也行,车就往最临近的一个乡开过去。

这个乡的路况是很不好的,处处都是泥泞。到了临江的村子里,车子开着开着,竟然拋了锚。全队人就扛着器材下来走。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出来看热闹。我也就跟着东张西望。

突然,似乎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并不见相熟的人。“毛果。”这回是听清楚了。我朝声音的方向看过去,是个身形矮胖的女子,正倚着门站着。

我细细地认了认,是阿霞。

是阿霞。阿霞怯怯地看着我,看到我有了响应,眼色就有些兴奋起来。我快步朝她走过去。

阿霞比以前又胖了很多,是有些臃肿的胖了。还是以往的娃娃脸,神情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变得粗砺了。头发留成长的,在后面用个晶亮的塑料卡子夹着,身上就是件男人西装改成的罩衫。因为天热,敞着怀,里面的小褂,磨得有些稀薄了。这样的打扮,是毫不避忌男人的,阿霞已全然是个村妇的模样。

她问我怎么来了这里,我对她说了。再问她的情况,她只是说,反正还能过就是了。

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手里没停下,打着毛线,似乎在编织些小孩的衣物。看我在看,就对我一扬,说,呵,生了个赔钱货,女的。也不知道将来是呆是傻。

她说她爸去年死了。好久没见她弟弟了,给她爸奔丧的时候来了一次,以后就没见到,听说是在南京城里找到了工作。

阿霞说,我就知道他会有出息的。

这时候屋里传来小孩子的哭声,就有很苍老的女人声音唤着阿霞。阿霞进去了,出来抱着个很小的婴儿。我刚想看一眼,阿霞撩起衣襟就给那孩子喂起奶来。我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去。

阿霞就笑了,说,毛果,你看你,还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这时候,听到采访队的人喊我。我说,阿霞,我走了。

阿霞头也没抬,嘴里说,什么时候碰到店里的人,就说你见到阿霞了。

我走了几步,又折过身。把口袋里那个红包塞到阿霞手里。我说,给孩子买点东西。阿霞没有推辞,接过来,顺手塞进了口袋里。

我踏着泥泞向江边走过去,阿霞远远地在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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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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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冥冥中自有定数,人生就是这样,阿霞的单纯,阿霞的生命在作者笔下令人心疼,或许这也是对当今的…

    • 其实阿霞并不是单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像阿霞的人物存在着,哎,读完后有一直说不出的感觉,有点同情阿霞。

      • 同情必然会有的,但是想起自身,说阿霞单纯,我只是不想用其他的不好的词来影响我对这个人物的共鸣,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不得已,命运的转轮不会为我们而有所改变,同情阿霞,倒不如说同情自己。

      • 你说得对,像阿霞这种人其实生活中存在着,我们觉得同情,但他们从没这么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维逻辑

  2. 凡是已经生成的,比将归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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