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3

文/萧红

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教师在点名,使我们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洁!”“到。”

“张楚芳!”“到。”

“徐桂真!”“到。”

迅速而有规律性的站起来一个,又坐下去一个。但每次一喊到王亚明的地方,就要费一些时间了。

“王亚明,王亚明……叫到你啦!”别的同学有时要催促她,于是她才站起来,把两只青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

“到,到,到。”

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她一点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弄着椅子响,庄严的,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英文教师笑得把眼镜脱下来在擦着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响。

第二天的英文课,又喊到王亚明时,我们又听到了“黑耳——黑——耳。”

“你从前学过英文没有?”英文教师把眼镜移动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国话吗?学是学过的,是个麻子脸先生教的……铅笔叫‘喷丝儿’,钢笔叫‘盆’。可是没学过‘黑耳’。”

“here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读:here here!!”“喜儿,喜儿。”她又读起“喜儿”来了。这样的怪读法,全课堂都笑得颤栗起来。可是王亚明,她自己却安然的坐下去,青色的手开始翻转着书页。并且低声读了起来:

“华提……贼死……阿儿……”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

“2x+y=……x*x……”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声,因是星期日的早晨,全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在化着装;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亚明,嗳……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的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

“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像咱们中国字:什么字旁,什么字头……这个:委曲拐弯的,好像长虫爬在脑子里,越爬越糊涂,越爬越记不住。英文先生也说不难,不难,我看你们也不难。我的脑筋笨,乡下人的脑筋没有你们那样灵活。我的父亲还不如我,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记他这个‘王’字,记了半顿饭的工夫还没记住。右……爱……右……阿儿……”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读起单字来。

风车哗啦哗啦的响在壁上,通气窗时时有小的雪片飞进来,在窗台上结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像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的。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

“妈的,吃胖了,这里吃的比自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干吧!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课堂上,一个星期之内人们都是学着王亚明的父亲。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她,她向她父亲要一副手套。

“就把我这付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一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啦!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上冬咱们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的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

“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啦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着人群站到前面去:

“请到接见室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像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

“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谈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里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钱,何况学堂呢?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

“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像是害怕,好像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打开了书箱,取出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也打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扬好像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振鸣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噪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好和暖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荫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个小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年捧着眼泪。

“还哭!还哭什么?来了参观的人,还不躲开。你自己看看,谁像你这样特别!两只蓝手还不说,你看看,你这件上衣,快变成灰的了!别人都是蓝上衣,哪有你这样特别,太旧的衣裳颜色是不整齐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了制服的规律性……”她一面嘴唇与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着王亚明的领口:“我是叫你下楼,等参观的走了再上来,谁叫你就站在过道呢?在过道,你想想:他们看不到你吗?你倒戴起了这样大的一副手套……”

说到“手套”的地方,校长的黑色漆皮鞋,那亮晶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经落到地板上的一只:

“你觉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这地方就十分好了吗?这叫什么玩艺?”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的笑出声来了。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暑假以后,她又来了。夏末简直和秋天一样凉爽,黄昏以前的太阳染在马路上使那些铺路的石块都变成了朱红色。我们集着群在校门里的山丁树下吃着山丁。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的跑来了。只要马车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静下去。她的父亲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阶来了,我们并不立刻为她闪开,有的说着:“来啦!”“你来啦!”有的完全向她张着嘴。

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的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

“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一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

“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子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铺,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边,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了,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颚微微向前抬起一点,像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

“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像对着我似的:“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着,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

“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的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她像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说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校长的指甲还没接触到她们的被边时,她们就嚷了起来,并且换了一排床铺也是嚷了起来:

“我们的人数也够啦!还多了呢!六张床,九个人,还能再加了吗?”

“一二三四……”校长开始计算:“不够,还可以再加一个,四张床,应该六个人,你们只有五个……来!王亚明!”

“不,那是留给我妹妹的,她明天就来……”那个同学跑过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后,校长把她带到别的宿舍去了。

“她的虱子,我不挨着她……”

“我也不挨着她……”

“王亚明的被子没有被里,棉花贴着身子睡,不信,校长看看!”

后来她们就开着玩笑,至于说出害怕王亚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

以后,这黑手人就睡在过道的长椅上。我起得早的时候,就遇到她在卷着行李,并且提着行李下楼去。我有时也在地下储藏室遇到她,那当然是夜晚,所以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我都是看看墙上的影子,她搔着头发的手,那影子印在墙上也和头发一样颜色。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试的时候,马先生能给我多少分数?不够六十分,年底要留级的吗?”

“不要紧,一门不能够留级。”我说。

“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这英国话,我的舌头可真转不过弯来。喝喝……”

全宿舍的人都在厌烦她,虽然她是住在过道里。因为她夜里总是咳嗽着……同时在宿舍里边她开始用颜料染着袜子和上衣。

“衣裳旧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样。比方,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当秋季制服穿……比方,买白袜子,把它染成黑色,这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买黑袜子呢?”我问她。

“黑袜子,他们是用机器染的,矾太多……不结实,一穿就破的……还是咱们自己家染的好……一双袜子好几毛钱……破了就破了还得了吗?”

礼拜六的晚上,同学们用小铁锅煮着鸡子。每个礼拜六差不多总是这样,她们要动手烧一点东西来吃。从小铁锅煮好的鸡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为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鸡子的同学,几乎把眼镜咆哮得掉落下来:

“谁干的好事!谁?这是谁?”

王亚明把面孔向着她们来到了厨房,她拥挤着别人,嘴里喝喝的:

“是我,我不知道这锅还有人用,我用它煮了两双袜子……喝喝……我去……”

“你去干什么?你去……”

“我去洗洗它!”

“染臭袜子的锅还能煮鸡子吃!还要它?”铁锅就当着众人在地板上光郎、光郎的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镜的同学把黑色的鸡子好像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

人们都散开的时候,王亚明一边拾着地板上的鸡子,一边在自己说着话:

“哟!染了两双新袜子,铁锅就不要了!新袜子怎么会臭呢?”

冬天,落雪的夜里,从学校出发到宿舍去,所经过的小街完全被雪片占据了。我们向前冲着,扑着,若遇到大风,我们就风雪中打着转,倒退着走,或者是横着走。清早,照例又要从宿舍出发,在十二月里,每个人的脚都冻木了,虽然是跑着也要冻木的。所以我们咒诅和怨良,甚至于有的同学已经在骂着,骂着校长是“混蛋”,不应该把宿舍离开学校这样远,不应该在天还不亮就让学生们从宿舍出发。

有些天,在路上我单独的遇到王亚明。远处的天空和远处的雪都在闪着光,月亮使得我和她踏着影子前进。大街和小街都看不见行人。风吹着路旁的树枝在发响,也时时听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扫着在呻叫。我和她谈话的声音,被零度以下的气温所反应也增加了硬度。等我们的嘴唇也和我们的腿部一样感到了不灵活,这时候,我们总是终止了谈话,只听着脚下被踏着的雪,乍乍乍的响。

手在按着门铃,腿好像就要自己脱离开,膝盖向前时时要跪了下去似的。

我记不得哪一个早晨,腋下带着还没有读过的小说,走出了宿舍,我转过身去,把栏栅门拉紧。但心上总有些恐惧,越看远处模糊不清的房子,越听后面在扫着的风雪,就越害怕起来。星光是那样微小,月亮也许落下去了,也许被灰色的和土色的云彩所遮蔽。

走过一丈远,又像增加了一丈似的,希望有一个过路的人出现,但又害怕那过路人,因为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见人,等一看见人影那就从地面突然长了起来似的。

我踏上了学校门前的石阶,心脏仍在发热,我在按铃的手,似乎已经失去了力量。突然石阶又有一个人走上来了:

“谁?谁?”

“我!是我。”

“你就走在我的后面吗?”因为一路上我并没听到有另外的脚步声,这使我更害怕起来。

“不,我没走在你的后面,我来了好半天了。校役他是不给开门的,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

“你没按过铃吗?”

“按铃没有用,喝喝,校役开了灯,来到门口,隔着玻璃向外看看……可是到底他不给开。”

里边的灯亮起来,一边骂着似的光郎郎郎的把门给闪开了:

“半夜三更叫门……该考背榜不是一样考背榜吗?”

“干什么?你说什么?”我这话还没有说出来,校役就改变了态度:

“萧先生,您叫门叫了好半天了吧?”

我和王亚明一直走进了地下室,她咳嗽着,她的脸苍黄得几乎是打着皱纹似的颤索了一些时候。被风吹得而挂下来的眼泪还停留在脸上,她就打开了课本。

“校役为什么不给你开门?”我问。

“谁知道?他说来得太早,让我回去,后来他又说校长的命令。”

“你等了多少时候了?”

“不算多大工夫,等一会,就等一会,一顿饭这个样子。喝喝……”

她读书的样子完全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那喉咙渐渐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并且那两边摇动的肩头也显着紧缩和偏狭,背脊已经弓了起来,胸部却平了下去。

我读着小说,很小的声音读着,怕是搅扰了她;但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第一次?

她问我读的什么小说,读没读过《三国演义》?有时她也拿到手里看看书面,或是翻翻书页。“像你们多聪明!功课连看也不看,到考试的时候也一点不怕。我就不行,也想歇一会,看看别的书……可是那就不成了……”

有一个星期日,宿舍里面空朗朗的,我就大声读着《屠场》上正是女工马利亚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我一面看着窗外的雪地一面读着,觉得很感动。王亚明站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看过的书,也借给我一本,下雪天气,实在沉闷,本地又没有亲戚,上街又没有什么买的,又要花车钱……”

“你父亲很久不来看你了吗?”我以为她是想家了。

“哪能来!火车钱,一来回就是两元多……再说家里也没有人……”

我就把《屠场》放在她的手上,因为我已经读过了。

她笑着,“喝喝”着,她把床沿颤了两下,她开始研究着那书的封面。等她走出去时,我听在过道里她也学着我把那书开头的第一句读得很响。

以后,我又不记得是哪一天,也许又是什么假日,总之,宿舍是空朗朗的,一直到月亮已经照上窗子,全宿舍依然被剩在寂静中。我听到床头上有沙沙的声音,好像什么人在我的床头摸索着,我仰过头去,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亚明的黑手,并且把我借给她的那本书放在我的旁边。

我问她:“看得有趣吗?好吗?”

起初,她并不回答我,后来她把脸孔用手掩住,她的头发也像在抖着似的。她说:

“好。”

我听她的声音也像在抖着,于是我坐了起来。她却逃开了,用着那和头发一样颜色的手横在脸上。

过道的长廊空朗朗的,我看着沉在月光里的地板的花纹。

“马利亚,真像有这个人一样,她倒在雪地上,我想她没有死吧!她不会死吧……那医生知道她是没有钱的人,就不给她看病……喝喝!”很高的声音她笑了,借着笑的抖动眼泪才滚落下来:“我也去请过医生,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你看那医生他来吗?他先向我要马车钱,我说钱在家里,先坐车来吧!人要不行了……你看他来吗?他站在院心问我:‘你家是干什么的?你家开染缸房吗?’不知为什么,一告诉他是开‘染缸房’的,他就拉开门进屋去了……我等他,他没有出来,我又去敲门,他在门里面说:‘不能去看这病,你回去吧!’我回来了……”她又擦了擦眼睛才说下去,“从这时候我就照顾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爹爹染黑的和蓝的,姐姐染红的……姐姐定亲的那年,上冬的时候,她的婆婆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里,一看到姐姐她就说:‘唉牙!那杀人的手!’从这起,爹爹就说不许某个人专染红的;某个人专染蓝的。我的手是黑的,细看才带点紫色,那两个妹妹也都和我一样。”

“你的妹妹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她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染一匹布多不过三毛钱……一个月能有几匹布来染呢?衣裳每件一毛钱,又不论大小,送来染的都是大衣裳居多……去掉火柴钱,去掉颜料钱……那不是吗!我的学费……把他们在家吃咸盐的钱都给我拿来啦……我哪能不用心念书,我哪能?”她又去摸触那本书。

我仍然看着地板上的花纹,我想她的眼泪比我的同情高贵得多。

还不到放寒假时,王亚明在一天的早晨,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她的行李已经束得很紧,立在墙的地方。

并没有人和她去告别,也没有人和她说一声再见。我们从宿舍出发,一个一个的经过夜里王亚明睡觉的长椅,她向我们每个人笑着,同时也好像从窗口在望着远方。我们使过道起着沉重的骚音,我们下着楼梯,经过了院宇,在栏栅门口,王亚明也赶到了,并且呼喘,并且张着嘴:

“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多学一点钟是一点钟……”她向着大家在说话一样。

这最后的每一点钟都使她流着汗,在英文课上她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同时读着,同时连教师随手写的已经是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在第二点钟地理课上她又费着力气模仿着黑板上教师画的地图,她在小册子上也画了起来……好像所有这最末一天经过她的思想都重要起来,都必得留下一个痕迹。

在下课的时间,我看了她的小册子,那完全记错了:英文字母,有的脱落一个,有的她多加上一个……她的心情已经慌乱了。

夜里,她的父亲也没有来接她,她又在那长椅上展了被褥,只有这一次,她睡得这样早,睡得超过平常以上的安然。头发接近着被边,肩头随着呼吸放宽了一些。今天她的左右并不摆着书本。

早晨,太阳停在颤抖的挂着雪的树枝上面,鸟雀刚出巢的时候,她的父亲来了。停在楼梯口,他放下肩上背来的大毡靴,他用围着脖子的白毛巾掳去胡须上的冰溜:

“你落了榜吗?你……”冰溜在楼梯上溶成小小的水珠。

“没有,还没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她的父亲站在楼梯口,把脸向着墙壁,腰间挂着的白手巾动也不动。

行李拖到楼梯口了,王亚明又去提着手提箱,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她把大手套还给她的父亲。

“我不要,你戴吧!”她父亲的毡靴一移动就在地板上压了几个泥圈圈。

因为是早晨,来围观的同学们很少。王亚明就在轻微的笑声里边戴起了手套。

“穿上毡靴吧!书没念好,别再冻掉了两只脚。”她的父亲把两只靴子相连的皮条解开。

靴子一直掩过了她的膝盖,她和一个赶马车的人一样,头部也用白色的绒布包起。

“再来,把书回家好好读读再来。喝……喝。”不知道她向谁在说着。当她又提起了手提箱,她问她的父亲:

“叫来的马车就在门外吗?”

“马车,什么马车?走着上站吧……我背着行李……”

王亚明的毡靴在楼梯上扑扑的拍着,父亲走在前面,变了颜色的手抓着行李的角落。

那被朝阳拖得苗长的影子,跳动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栅门。从窗子看去,人也好像和影子一般轻浮,只能看到他们,而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一点声音。

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一九三六年三月

(原载1936年4月15日《作家》第1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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