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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柏杨

童年时候的凄惨生活,父亲并不是不知道,所以,当他在许昌第八方面军供职的时候,常常把我单独带在身边,但这对我也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一生在求学上所遭遇到的困难,使我终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假定我在人生旅途创造了一些奇迹,这个终生不断被开除、从没有毕过业的现象,应是一项奇迹。回忆求学历程的艰难和坎坷,怀着无限的惆怅。

我没有读过幼稚园,一九二年代开封似乎还没有幼稚园。在我记忆中,有一天忽然被父亲送到省立第四小学读二年级,那一年正是一九三一年,入学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什么是九一八,什么是东三省,什么是日本军阀,什么是沈阳,什么是北大营,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一样知道。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当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日本军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时,全班学生随着老师的嘶哑声音,哭成一团。当时老师用“千钧一发”这个成语,形容中国命运,解释说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头发,下面悬挂着千斤重量的钢板,我和小朋友们紧张得小身体都浑身淌汗,第一次为国家付出重重忧心。“千钧一发”是我第一个学会的成语,也是使我为爱国甘愿付出生命的起步。

朋友们都知道我的算术非常之差(我到七十岁,对九九乘法表还不太熟悉),但我并不是压根没有算术才能。读小学二年级时,发生平生第一件最光荣的事。有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乘法算术题,征求同学解答,全班都不会,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只有我举手,走到黑板前把它答对了。那位女老师十分高兴,就把手中用的粉笔(尖端在出题目时已经磨损了一点)送给我当作奖品。我小心翼翼地把那支粉笔带回了家,可惜不能向家里任何人炫耀,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再小心翼翼地保存那支粉笔,直到有一天那支粉笔遗失了。

然而,我的算术天才就到此为止,再也不能提升。不久,我被父亲带到许昌。当我从许昌被送回开封要读三年级的时候,发现第四小学已开学几个月了,拒绝接受我入学。父亲就运用人事关系把我送到省立第六小学,而且插入四年级。

这样一个跳跃式的蹿升,对大人讲起来没有什么,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算术这一门,首先就跟不上,而且除了自己苦恼外,我无处倾诉。假如在一个正常家庭,父母可能为我请家庭教师。但对我来说,继母不打我,已经是幸福的生活了,没有人关心我的学业和我的学校生活,严格地说,只是像对待一个野生动物,让我住在那间幽暗、寒冷、肮脏的房子里,自生自灭。偏偏那一年,第六小学施行新式的“道尔敦”制。什么是“道尔敦”制,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依稀地记得,“道尔敦”制是依据小学生的兴趣,有时合班上课,有时分班上课。算术差的同学,仿佛可以分开独立上另外一种课,于是我的算术就永远无法长进。这种算术的恶魔利爪,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抓住我,深入心肺,几乎把我撕成碎片。我在第六小学读了几个月后,又发生变化,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激起了继母的暴怒,她用一柄切西瓜刀(北方人专用来切西瓜的一种特制的刀,像前臂那样长,半月形的弯曲,刀口并不十分锋利,刀背比较厚)追杀我,我大哭着逃走。在逃出门槛的时候,被绊翻在地,继母用西瓜刀砍下来,砍在地砖上,地砖都被砍出灰末。家人上去把她拦住,我只有蹲在街头墙角大哭。

父亲得到消息,从许昌赶回开封,发现他的后妻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已不能并存,就把我交给正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堂叔郭学,让他把我带回老家辉县。辉县距开封三百公里,位于开封的西北方,在太行山的东麓之下。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辉县,更不知道还有一个老家。这是一个使人胆怯的迁徙,可是我大概天生迟钝,并没有特别的恐慌感觉,反而觉得能到一个没有继母的地方,那太好了,简直是天堂,所以高高兴兴地随着堂叔上路。辉县对我来说,果然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今天,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语言的低能儿,可是那次迁徙,却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开封话完全忘记,而改说一口辉县话。我认为辉县话是全世界最难听的语言之一,不过,我学习语言的能力,跟学习算术的能力一样,就到此为止。

我的老家,在辉县县城东北约六公里的地方,名叫常村,再两公里之后又有一村,名叫沿村,这两个村庄约有五百户人家,就是本书开始时所叙述的从“山西省,洪洞县,槐树下,摔锅片”逃难出来,在此安家落户的郭姓一支家族。对这个庞大的郭姓族群,我所知道的,也仅是如此。

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家务农为业,祖父以上的名字,全都不知道。荒凉穷困的乡村文化就是如此的简陋,只知道曾祖父共有九个孙子(但不知道曾祖父有几个儿子)。在这九个孙子中,父亲郭学忠排行老大,同一个母亲的弟弟郭学慈排行老五,携带我回辉县的郭学,是最末的弟弟老九。父亲是“学”字辈,我这一代是“立”字辈,下一代是“本”字辈,再下一代是“乃”字辈。这种用字来排辈分的文化,可能始于大分裂的南北朝时代,是一种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这一点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称呼爸爸的弟弟为约翰叔叔或强生叔叔,显示出来他们个体的独立存在;中国则称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们亲密无间的团结,个体完全消失了,以致很多中国人只知道他有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而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向朋友介绍时,也不知道怎么介绍,因为朋友总不能跟着他叫三叔、四叔。辈分或排行,事实上是一种脆弱的形式,《资治通鉴》上可以看到,当一个家族内哄互相屠杀时,仅仅靠一个字相同,或排行顺序,没有一点作用。

我家里也是如此,虽然有“学”字辈、“立”字辈,看起来血浓于水,实际上,亲情的冷淡,使我在小小的年纪时,都深为吃惊;以致不久就产生一个具体印象:“家族不如亲戚,亲戚不如朋友!”

父亲和五叔学慈,是一母同胞兄弟,当时还没有分割遗产,所以常村有一座祖屋,由五叔居住,而在辉县县城里,父亲另有一座四五个院子的巨宅。这座巨宅空空荡荡,父亲就请一位表婶,专责照顾我——给我煮饭和洗衣服。这位表婶姓什么,是怎么一个亲戚关系,我全不记得。但是为人慈祥、宽厚,十分健谈。我从继母手中,逃到这个小小的自由天地,已经踌躇满志了。而且,不久就暴露出野性的一面,喜欢顶嘴,喜欢逃学。继母那种严苛的管教虽然没有了,却又跌进一个毫无管教的陷阱。

一到辉县,我就被送到县立小学,仍读四年级。就在四年级时,遇到影响我最大的恩师,名叫克非。他可能是犹太裔的中国人,命我们这些小学生叫他克非老师,教我们国语和作文。他大约二三十岁,瘦瘦的,神采奕奕。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克非老师为我们讲解一本新文艺小说《渺茫的西南风》,事隔六十多年,内容已经模糊,但仍记得他上课时的情形。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学生的课桌上,态度很自然、很和气,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在说到哀伤的时候,一脸悲痛。

在一九三○年代,一个小学老师竟在课堂上讲解课本外的小说,实是一种创举。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城,能请到这样的老师,是辉县人的福气。就因为他的讲解,引起了我内心潜在的阅读兴趣。除了像《渺茫的西南风》这样的新文艺小说,我开始偷偷地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等,以及新式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等等,看得如醉如痴。

四年级结束后,克非老师不知去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他也根本不知道我,即使知道,也不会晓得我是对他心怀感激的学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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