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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安忆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洞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润染。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软黄,似乎有些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界。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

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分,住张医师一家和平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东边一间倒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走进费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费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祥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6.26”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保障的社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选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左眼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情的。

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农村,可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

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底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盖了。

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温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雨,我们庄是出名的粘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

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脾气大,和小妹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妹妹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底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兑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

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阳杂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张医师那样向庄人们招手,学着庄人们的口气说:吃过了吗?吃了。他也不是于医师那样,坐在农人家的马扎上,拉着庄稼孤儿。他也从来不背药箱。可就是他的这种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农民喜欢上了他。他们并不是把他当庄稼人,却也不是当他外人,敬而远之,他们承认他是另一种人,一个异数,然后便接受了他。

当我从青春的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法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他们对张医师和于医师有着足够的尊重,对后者,还有足够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欢。张医师的热情爽朗里,是有着政治社会赋予的特权,她是另一种异数,这种异数是与人性无关,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农民的自然性的反应。于医师却是与农民有共鸣的,她是农民们最易了解的那类人,同情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太相似了,她也同张医师一样,无法走进农民们的审美领域。而黄医师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独立之外,自成一体。有了黄医师在,我们庄就此有了一种甜美的格调。他们对黄医师,是称得上爱的。

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声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优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们就特别的兴奋。雪是大自然赐给贫瘠的我们庄的厚礼,这个黄泥巴垒成的乡村,此时变得粉妆玉琢。看上去,真是洁白得晃眼。孩子们,相约着到湖里看庄稼的窝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们便都栖宿到无人的窝棚避寒。孩子们带着大人的打鱼的网,穿着毛窝窝,一种麦穰编结的,里面填上干草的大头鞋,特别暖和。他们岔开了脚,在雪里趟着,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窝窝的印。麦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沟边的树,也罩了雪,晶莹剔透地立了一行。那远处的窝棚变成了个雪宫,本来是烂趴下的,现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来。孩子们奋力拔着毛窝窝,比赛谁走得快,雪纷扬了起来,像一阵白烟。孩子们的笑声听起来比平时旷远,而且隔着,蒙了一层透明的膜。又绵又厚的雪是吃盲的。于是,就好像在做梦似的,有些仍然。他们终于到了窝棚跟前,雪已经封了门。他们将网抖开,张在破柴门上,然后吆喝着顶开了门。他们一下子闭上了眼睛,急等着震耳欲聋的、哗啦啦的麻雀扑翅声,可是没有。他们惊诧地睁开眼,没看见有麻雀,却见网里裹着一个老头,挣扎着,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咋唬一声,抛下网就跑,毛窝窝在雪地上划出了犁沟。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看青的,这时候还赖在窝棚里。进晌午的时候,老头回庄了,提着渔网挨门挨户问是谁家的。

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乐,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谁家没燕子来,可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坏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鸟儿,就和善心人来。夏天,瓜地里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乐事。裤褂叫露水漉得透湿,冰凉地贴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桩奇事,看不见,也听不见,可转眼间,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阳出来,收露水了,原先平铺着的,这时收拢起来,收成一滴水珠子,顶在草尖上。然后,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是最具有装饰感的。大作休,串起来了;红辣子,串起来了;大白蒜,也串起来了;深褐色,富于骨节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来了;青作秸秆,也在屋前搭成了篱笆。即便是像我们庄这样没有色彩的村子,此时也变得嫣然起来。

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家陪合着我们庄的心意。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责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这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所以,我们庄这支蚌埠医疗队的队长是张医师,灵魂实际上是黄医师。有了黄医师,这支医闻队于我们庄才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它不仅仅是“6.26”,送医下乡的意义,而是有了近于美学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虚无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乡村的气质。

在我插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庄从来没有发生过戏剧性的“6,26’事件。在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有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础的。吃的是五谷杂粮,烧的是草;秸穰,庄稼人的肠胃是很清洁的,他们的呼吸也是清洁的。夏季的污热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净的土地在春季又长出新的庄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就在这无可指的生态中,人们也生出了前边所说的天命观。我庄有一句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病”。所以,他们对任何病痛,都抱着忍耐与服的态度,他们不舍为此大惊小怪,他们也很少求医门诊的习惯。在许多种病痛中,他们感到最受折磨最无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话,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不要命”。于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药,治疗疟疾的奎宁片也是神药。疟疾是又一种使他们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个人都躲不掉,能够药到病除无疑是奇迹。医疗队其实清闲得很,他们在我们庄真有些窝工。而到了真正应该找医生的时候,农民们又往往忽视了,结果酿成大祸。有个媳妇割猪革时,镰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红磷的纸皮盖了伤口止血。这种止血的方法应当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近代,不知缘于何种道理,有无科学依据。奇怪的是,它确实能止住血,百试不爽。就这样,血止住了,伤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没有化脓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却突然发烧抽搐,医生到场已经来不及挽回。其实这就是破伤风,只要当时注射一剂破伤风预防针,就没事了。可是庄稼人谁会为了手脚拉开一道口子去找医生呢?我们庄称这是七日疯,指的是受伤到七日头上发作致死。可见死于这病的并不少见,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它果然又没能够避免。庄里人传说,那媳妇出事之前,夜里上茅房,见家门口坐着个黄狼子。黄狼子就是黄鼠狼,被视为不祥物,预示着灾祸。出殡这天,天下着雨,一地泥泞。媳妇很年轻,大孩子刚会走,小的还吃奶,是她男人扶着孩子的手摔的黄盆,父子两人在泥里一步一滑,滚了一身泥。男人哭得极惨,头上系着白麻,打一杆幡,几乎是爬着的,将一口簿皮棺材送上了路。

生活照原样进行着,倒是一些无关的小事,似乎包含了某种意义。那是我到我们庄经历的第一个麦收之后,我们在来了一个游方郎中。乡村里的游方郎中,其实并不是像武侠小说中的那样,随风漂流。他们走村串乡还是凭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所到的村庄,都有着或亲或疏的亲友,决不是书中的游侠那样从天而降。比如,这一个郎中,来我们庄就是投奔他的一个远亲。这个远亲从来没见过他的面,连他的名字也叫不上来,只是很笼统地随孩子称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并且承担起宣传的义务。这天晚上,他家里就聚了不少庄里人,看他施展医术。他是一个扎针的郎中,这时节正是一个扎针的时代。我下乡时,专带了一副金针。其时,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途径有一,就是为老乡们扎针。那时候,现代医学的迷信已经破得差不多了,几乎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做一名赤脚医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可包治百病。与此同时,又诞生了金针的神话,它无所不至。不是有一部电影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吗?我这副金针,当时的价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贵的一套针。它从缝衣针长短,直到筷子长短。亮闪闪的,针头上则是金黄的铜色,依次排列在一个考究的塑料封套里,还配有一本人体穴位简图。这晚,我就带着这副从未拆过封的金针,去到那一位来了远亲的老乡家里,准备向他的远亲学习扎针。

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上是几根黑擦擦的外。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外呢?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月赞)。一个大爷看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插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日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入,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枝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事》、《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倍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在我插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着毛泽东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的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土风度,并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队插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匾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的,最具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

在那时期里,对文学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有一些其实并不专门对文学有兴趣的青年,也具备了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学文科学生的,对文学的知识。这好像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考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而那时期里,青年大多是勤于思考的。当你无法去自由地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这时候,思想即是虚无的,又是实际的,因为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候,谁不在使劲地想啊,想的。这是我们的娱乐。它使得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最狭隘和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我们整天想着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等等。就是这些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思考,充实了我们空洞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种痛苦的意义。文学使得我们的思想变得可以叙述,它为它们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时期里,凡是苦闷的青年,就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则是苦闷的青年。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就这样,许多思想的交流我们都是从文学的交流开始的。

在乡村和乡村之间,流传着一些破烂的书本,它们传着传着就不见了踪迹,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又会有新的书本加入流传的行列。有多少重要的思想,或者说辉煌的思想,隐藏在我们这最不起眼的小土坯房里,在油灯熏黑了的土墙之间徘徊,游荡。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约好了,去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向那里的知青借书,胳膊下则夹着用来交换的书。我们夹着书走过土路,那情景竟没有引起农人们丝毫的注意。在他们的传统的眼光里,夹着一本书就跟扛着一杆锄,同样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农人,那是有着上千年的耕读历史的农人。我们大大咧咧地将书夹在腋下,有一些碎页便飘落下来,有时候,一本书就是这样,越传越薄,直至没有。往往不巧的是,我们从早上走到中午,终于走到那个偏远的,没有交通工具的生产队,找到那名知青,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可是他却说,书已经借走,借去了另一个更远的生产队。没有通讯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们只能凭着两条腿,跟踪追击。还有时候,我们走那样远的路,忍着饥渴,是为了见一见某个人,和此人谈谈。因为听说他读过许多书,很有见解。在那么长距离的跋涉之后,结果总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却言语平淡,水平不怎么样。我们将许多时间消耗在这种不果的奔波上,收获甚微。可,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的资源相当匾乏的情景之下,我们的精神却分外积极地活跃着。

就因此,当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县城里落下脚后,他们的所在之处,很快就成了我们碰头,交流,互通消息的地点。一些书本也汇集到此。于是,也就渐渐产生出一些知名人土。我姐姐所在的农机厂,是这个坐落在淮河沿岸的县份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在这时期内,分配来几名工科大学生。大学生的白净的、斯文的、架着(王秀)琅架眼镜的面孔,出现在既荒凉又破烂的工厂里,这情景是有些伤感的。大学生们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顺遂的,苦闷的,抑郁的。环境是粗鲁的,还是落后的,阔大的车间里,寥落地安着三两部车床,车着一些简单粗陋的农机铁件,一个四级工便尽可以胜任。大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度过。他们还不像知青,因为一无所有,甘于一味消沉和颓唐。多长的几岁年纪和多受的几年教育也加深了他们的修养,他们是稍加自律的。他们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睡觉,在自制的煤油炉上烹调家乡口味的菜肴,然后在灯下小酌。他们彼此间难免有些门户之见,多少揣着防守之心,交往相当谨慎。是这帮招工上来的知青,将他们从各自的小天地里解放了出来。知青们给农机厂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他们是没什么顾忌的,也没什么成见。他们从大城市上海来,带来了大城市的风气。他们又都是知识青年,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同样还都很苦闷,对境遇不满。他们很快就与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并且,各自都还带着一大串知青同学的关系,使得农机厂一下子拥塞了成群的知青。

农机厂是我插队后阶段的根据地,我一周或者二周就要进城一次,到农机厂的姐姐处落脚。任何时候,农机厂的宿舍里都有着进城落脚的知青。白天,姐姐他们去上班,我们便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他们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馆子,看电影,或者散步。县城里有一处分洪闸,是这个县城最为壮观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产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顶上刻着三面红旗,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此处是淮,浍,冲,通,沱,五条河的交汇之处,所以叫做五河。当淮河泛滥时,这道闸能起着分流截洪的关键作用。有一年,为了保蚌埠,分洪闸的闸门,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站在此处,我们方能体会到这个偏僻县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还有和时代的联系。而其他时候,我们却有着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在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消样,不时遇到另一伙知青,也倘佯街心。天渐渐黑了,就那儿盏街灯孤魂似的。路两边的房屋都暗了灯,店铺打烊了,民舍都闭了门。只有我们这些知青,高声大气地走过去,唱着旧时的歌曲,朗读着名章名句。这座孤寂的小城,却也并不因此变得喧闹起来。

这真是一个孤寂的小城。很多年过去以后,它都没有改变它的孤寂的面目。我们大多离它而去,但也有一些少数,留下了,参加了它的孤寂的命运。农机厂有个大学生,上海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六八届生。就是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已经读到了三年级。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中间,可算是高学资的了。他显然是个勤奋的学生,热爱自己的机械专业。即便在这个颇为初级的农机厂,他也积极地参与工艺改革,创造发明。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性情宽厚,有兄长风度。人们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称它“大虞”。大虞他长着一副欧化的睑形,狭脸,高鼻,深目,薄唇,头发微卷,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照理说,他这样的长相应当深得女性的青睐,遗憾的是他身量矮小,这使他在个人问题上屡遭挫败。而他又极爱容貌美丽的女孩,总是将目光留连在县城里那几个出挑的女孩身上,不免更贻误了时机。我以为他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自视太高,不自量力,而是天生喜爱美好的东西。他喜爱的女孩不仅形象妩媚,性情也都纯真,甚是美好。实是很有审美的眼光。他对他所爱的女孩终是持尊重的态度,甚至是崇拜的态度。我想,大约这也是他所以挫败的原因之一,这使他表现得无所作为。女孩子往往喜欢男性积极进取,甚至粗暴些也无妨,这可以证明她对地的吸引力。而大虞却温文尔雅,欣赏多于行动。但恋爱上的挫败并没有使大虞有所失态,他依然宽仁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可惜这种优质缺乏个性的光彩,它显得平淡无奇。理性的炮力是埋藏很深的勉力,而美丽的姑娘大都头脑简单。这种资质不容易觉察,但它却能给人以感染。我想,这就是大虞特别有人缘的道理吧。人们有了困难,总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欢并且追求的女孩,拒绝了他之后也不因此与他拉开距离,以避嫌疑。她们依然能坦然地与他相处,心理上并无负担。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给人施加压力,他总是温和,谦让,而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不把他当回事。哪怕他在恋爱上有了这些财迹,也依然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这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可惜在这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机会有限,难有知遇。

大虞最后是和县城里另一家工厂的女大学生结婚的。也是上海人,学工出身,六八届毕业。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现,即便不能找到审美理想中的对象,那么就尊重实际,找合乎现实条件的伴侣。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惊人,身体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欢大虞。他们在农机厂里,大虞的单身宿舍结了婚,然后大虞妻子就怀了孕。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临盆了。大虞踩着半尺高的雪去找医生,医院关着门,他又找到医生的家,医生家也关着门。于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个女孩,像一只猫,不会哭,一息尚存。大虞将孩子裹在棉袄里,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过来,哄过来。可是,天亮时分,孩子还是死了,死在这个雪封的寂静的时刻。这就是大虞的遭遇。其时,农机厂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得差不多了,关于知青后来有着许多补偿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这样分配来的大学生,也都自找门路,走得差不多了。农机厂里只剩下大虞一个上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结果把孩子生在了这个荒凉的地方。知青们走了之后,这里可真是冷清啊!

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拥来拥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至后来的人都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底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气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就是对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织,由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一些不名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个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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