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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铁凝

你的脑子有时像一团飘浮不定的云,有时又像一块冥顽不化的岩石。你却要去追赶你的飘浮,锛凿你的冥顽。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这实在应该感谢你冥顽不化、颠扑不灭的飘浮,还有相应的机遇和必要的狡黠。

于是,你突然会讲一口流利的外语了,你突然会游泳了,你突然会应酬了,你突然会烤面包了。

我父亲从干校回来,总说他是靠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庐山又开了一个什么会,陈伯达也倒了,影响到当时中国的一个方面,干校乱了,探亲的、托病的、照顾儿女的……他们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干校便把他们忘了。父亲的脱离干校是托病,那时他真有病,在干校得了一种叫做阵发性心房纤颤的病,犯起来心脏乱跳,心电图上显示着心律的绝对不规律。父亲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从外地亲戚家回到了他身边,那时我十三岁,妹妹六岁。母亲像是作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干校。

那时的父亲是个安分的人,又是个不安分的人。在大风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这使得军宣队、工宣队找他谈话时总是说“像你这样有修养的人”、“像你这种有身份的人”当如何如何,话里有褒也有贬。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没有受到大的磕碰。关于他的大字报倒是有过,他说那是因为有人看上了他那个位置,其实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级剧院的舞美设计兼代理队长。于是便有人在大字报上说他不姓铁,姓“修”,根据是他有一辆苏联自行车,一台苏联收音机,一只苏联闹钟,一块苏联手表。为了证明这存在的真实性,大字报连这四种东西的牌子都作了公布,它们依次是:“吉勒”、“东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后父亲对我说,“不知为什么那么巧,还真都是苏联的。”

这大字报震动不大,对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轰炸。又有大字报说:干校有个不到四十岁的国民党员,挖出来准能把人吓一跳,因为“此人平时装得极有身份”。大字报没有指名道姓,父亲也没在意。下边却有人提醒他了:“老铁,你得注意点,那大字报有所指。”父亲这才感到一阵紧张。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虽有四件“苏修”货却和国民党不沾边。当又有人在会上借那大字报旁敲侧击时,他火了,说:“我见过日本鬼子见过伪军,就是没见过国民党。”他确实没见过国民党,他生在农村,日本投降后老家便是解放区了。鬼子伪军他见过,可那时他是儿童团长。

大字报风波过去了,父亲便又安分起来。后来他请病假长期不归也无人问津,或许也和他给人的安分印象有关。

父亲把我们接回家,带着心房纤颤的毛病,却变得不安分起来:他刷房、装台灯、做柜子、刨案板、翻旧书旧画报,还研制面包。

面包那时对于人是多么的高不可攀。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对它的不可企及,因此这研制就带出了几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资产阶级一步步靠近。许多年后我像个记者一样问父亲:“当时您的研制契机是什么?”

“这很难说。一种向往吧。”他说。

“那么,您有没有理论或实践根据?比如说您烙饼,您一定见过别人烙饼。”

“没有。”

“那么您是纯属空想?”

“纯属空想。”

“您为什么单选择了面包?”

“它能使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父亲比着蜂窝煤炉盘的大小做了一个有门、门内有抽屉的铁盒子,然后把这盒子扣在炉上烧一阵,挖块蒸馒头的自然发酵面团放进抽屉里烤,我们都以为这便是面包了。父亲、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炉前等着面包的出炉,脸被烤得通红。父亲不时用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拉开抽屉看看,想给我们个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见这正被烘烤着的面团,只能注视父亲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暧昧的,只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半天,这面包不得不出炉了,我和妹妹一阵兴奋。然而父亲却显不出兴奋,显然他早已窥见了那个被烤得又糊又硬的黑面团。掰开闻闻,一股醋酸味儿扑鼻而来。他讪讪地笑着,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炉子的温度不够,面团在里边烘烤得太久的缘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着那铁盒子说:“这炉子。”父亲不让她敲,说,他还得改进。过后他在那盒子里糊了很厚一层黄泥说:“没看见吗?街上烤白薯的炉里都有泥,为了增加温度。”再烤时,泥被烤下来,掉在铁抽屉里。

后来他扔掉那盒子便画起图来。他画了一个新烤炉,立面、剖面都有,标上严格的尺寸,标上铁板所需的厚度。他会画图,布景设计师都要把自己的设计构想画成气氛图和制作图。他画成后便骑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炉匠,一个小炉匠接了这份活儿,为他打制了一个新炉子。新烤炉被扣在火炉上,父亲又撕块面团放进去。我和妹妹再观察他的表情时,他似有把握地说:“嗯,差不多。”

面包出炉了,颜色真有点像,这足够我们欢腾一阵了。父亲嘘着气把这个尚在烫手的热团掰开,显然他又遇到了麻烦——他掰得很困难。但他还是各分一块给我们,自己也留一块放在嘴里嚼嚼说:“怎么?烤馒头味儿。”我和妹妹都嘎嘎嚼着那层又厚又脆的硬皮,只觉得很香,但不像面包。

我们也不说话。后来父亲消沉了好一阵,整天翻他的旧书旧画报,炉子被搁置门后,上面扔着白菜土豆。

一次,他翻出一本《苏联妇女》对我说:“看,面包。”我看到一面挂着花窗帘的窗户,窗前是一张阔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鲜花,有摆得好看的菜肴,还有一盘排列整齐的面包。和父亲烤出的面包相比,我感到它们格外的蓬松、柔软。

也许是由于画报上面包的诱发,第二天父亲从商店里买回几只又干又黑的圆面包。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家被称作“一食品”的食品厂,生产这种被称作面包的面包。不过它到底有别于馒头的味道。我们分吃着,议论、分析着面包为什么称其为面包,我们都发言。

那次的议论使父亲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这表叔在一个乡间教堂里,曾给一位瑞典牧师做过厨师。后来这牧师回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农民。父亲专程找到了他,但据表叔说,这位北欧传道者对面包很不注重,平时只吃些土豆蘸盐。表叔回忆了他对面包的制作,听来也属于烤馒头之类。这远不是父亲的追求。从表叔那里他只带回半本西餐食谱,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铰了鞋样。面包部分还在,但制作方法却写得漫无边际,比如书中指出:发面时需要“干酵母粉一杯”。且不说这杯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容积,单说那干酵母粉,当时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大概就如同原子对撞,如同摇滚音乐,如同皮尔·卡丹吧?再说那书翻译之原始,还把“三明治”翻作“萨贵赤”。

一天,父亲终于又从外面带回了新的兴奋。他进门就高喊着说:“知道了,知道了,面包发酵得用酒花,和蒸馒头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听着酒花这个奇怪的名字问他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他说他也没有见过。想了想他又说:“大概像中药吧。”我问他是从哪里听说的。他说,他在汽车站等汽车,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一个问一个说,多年不见了,现时在哪儿上班;另一个回答在“一食品”面包车间。后来父亲便和这个“一食品”的女工聊起来。

那天,酒花使父亲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远征那个“一食品”找到了那东西。当然,平白无故从一个厂家挖掘原料是要费一番周折的。为此他狡黠地隐瞒了自己这诡秘而寒酸的事业,只说找这酒花是为了配药,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边云山雾海地帮些倒忙,说这是从新疆“进口”的,以示它购进之不易。但父亲总算圆满了起初就把这东西作为药材的想象。

“很贵呢”他举着一个中药包大小的纸包给我看,“就这一点,六块钱。”

那天他还妄图参观“一食品”的面包车间,但被谢绝了,那时包括面包在内的糕点制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诉了他这东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断一年多的面包事业又继续起来。

他用酒花煮水烫面、发酵、接面、再发酵、再接面、再发酵……完成一个程序要两天两夜的时间。为了按要求严格掌握时间,他把他的“和平”闹钟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铃,他也要起床接面。为了那严格的温度,他把个面盆一会儿用被子盖严,一会儿又移在炉火旁边,拿支温度表放在盆内不时查看。

一天晚上他终于从那个新烤炉里拽出一只灼手的铁盘,铁盘里排列着六只小圆面包。他垫着屉布将灼手的铁盘举到我们面前说:“看,快看,谁知道这叫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着他那连烤带激动的脸色,想起大人经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话:烧包。

父亲是烧包了,假如一个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话,我是未尝不可这样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铁盘里发生了什么事,放下正在写着的作业就奔了过去。妹妹为等这难以出炉的面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现在也立刻精神起来。父亲发给我们每人一只说:“尝呀,快尝呀,怎么不尝?”他执意要把这个鉴定的权利让给我们。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彻底脱离了馒头的属性;第二,颜色和光泽均属正常。不足之处还是它的松软度。

不用说,最为心中有数的还是父亲。

之后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干脆把这位面包的狂热者介绍给那厂里的一位刘姓技师。他从刘技师那里了解到一些关键所在,比如发酵后入炉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时除了一丝不苟的温度,还有更严格的温度。

后来,当父亲确信他的面包足已超过了“一食品”(这城市根本没有“二食品”)所生产的面包时,他用张干净白纸将一个面包包好,亲自送到那面包师家去鉴定。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个晚上刘技师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里吃晚饭,他们面前是一个大铁锅,锅里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面粥,旁边还有一碗老咸菜,仅此而已。一个面包师的晚餐给他终生留下了印象。

面包师品尝了父亲的面包,并笑着告诉他说:“对劲儿。自古钻研这个的可不多。我学徒那功夫,也不是学做面包,是学做蛋糕。十斤鸡蛋要打满一小瓮,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时间。什么事也得有个时间,时间不到着急也没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品尝着,还把其余部分分给他的孩子,又夸了父亲“对劲儿”。

父亲成功了,却更不安分起来,仿佛面包一次次的发酵过程,使他的脑子也发起酵来,他决心把他的面包提到一个更高阶段。

那时候尼迈里、鲁巴伊、西哈努克经常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不久便有一部大型纪录影片公演,从机场的迎接到会见、参观,到迎宾宴会。父亲对这种电影每次必看,并号召我们也看。看时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宾国宴,最使他兴奋的当然莫过于主宾席上每人眼前那两只小面包了。他生怕我们忽略了这个细节,也提醒我们说:“看,快看!”后来他干脆就把国宴上那种面包叫作“尼迈里”了。那是并在一起的两只橄榄型小面包,颜色呈浅黄,却发着高贵的乌光。父亲说,他能猜出面包的原料配制和工艺过程,他下一个目标,便是这“尼迈里”。

为烘制“尼迈里”,他又改进了发酵工艺及烤炉的导热性能。他在炉顶加了一个拱型铁板,说,过去他的炉子属于直热式,现在属热回流式。

他烤出了“尼迈里”说:“你面对一只面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观,就应该猜到它的味道、纤维组织和一整套生产工艺。”自此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便是对面包的分析。多年之后当我真的坐在从前尼迈里坐过的那个地方,坐在纽约曼哈顿的饭店里,坐在北欧和香港那些吃得更精细的餐馆里,不论面前是哪类面包,我总是和父亲的“尼迈里”作着比较,那几乎成为我终生分析面包的一个标准起点。也许这标准的真正起点,是源于父亲当年为我们创造的意外的氛围。我想,无论如何父亲那时已是一位合格的面包师了。

这些年父亲买到了好几本关于面包烘制法的书籍,北京新侨饭店的发酵工艺、上海益民厂的发酵工艺、北京饭店的、瑞典的、苏格兰的……还买了电烤箱。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进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亚式面包生产线,面包的生产已不再是当年连车间都不许他进的那个秘密时代了。然而父亲不再烘制了,他正在安分着他的绘画事业。只在作画之余,有时任意翻翻这书们说:“可见那时我的研究是符合这工艺的。”后来我偶然地知道,发酵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学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样的专业同样长短。

一只生着锈的老烤炉摆在他的画架旁边,作为画箱的依托。也许父亲忘记了它的存在,但它却像是从前的一个活见证,为我们固守着那不可再现的面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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