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这女人,一边嚼着,一边掀动两片油乎乎的嘴唇不停地说。他觉得恍惚,是在不该睡的时候睡、从不该醒的地方醒来时的难过,每到这种时候,他会一时想不起自己是谁,或者为了时间被如此度过而惊讶。比如说,他竟然和这女人在同一张床上睡了十五六年,也包括那些夜班在内。此外,还有点儿庆幸,毕竟不用再和她睡在一起了。看看她现在的样子吧:穿那种半镂空的黑色紧身低胸上衣,领口和袖口都绣着大花;头发焗成暗红色,有谁能看出来她本来想要什么色么;把过去文的“半永久”眉形也洗掉了,用粗笔重新画过,她一边说,腮帮子和脖子上的肉就跟着颤动,那两道黑粗线还是死的。他看得出,为了见他,她是打扮过的。这一打扮,她年轻时的冤魂仿佛飘荡在附近什么地方,那时的她,虽说也不是多好看,但清清净净,像个正经的早上。他撇过头,去看窗子,夜色落了下来,窗户上映的都是饭馆里的黄色灯光,她的侧影,还有桌上的酒菜。他俩要了盘拌凉菜,酸菜馅饺子和酱焖的“牛尾巴”鱼,他点过啤酒之后,又要了盐炒的花生米。

渐渐才听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是在嚼她表妹的舌根子。表妹是她娘家兄弟姊妹里唯一有文化的,十几年前,跟她学电子的丈夫去日本定居了,向来是她妒忌的对象。她这么高兴,肯定是表妹遇到什么事儿了。她说,表妹在那头,每天做家务,伺候男人和孩子出门,就和一伙中国老娘们往来。不知道啥时候起,她们有了种新玩法,用手机摇附近的人。摇到中国男的,三句两句,觉得合适,就各自领到家里去搞破鞋——她用“搞破鞋”这词用得很解恨,意思是谁都是不过如此。那天,她表妹摇到个三十来岁的年轻男人,也是东北去的,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年轻力壮。过了几个月,男人又来找她,说回老家把婚离了,孩子也都不要了,是来和她结婚的。她说我岁数比你大好多,他说我乐意。她说我有丈夫有孩子,他说你想想,你到底是想跟谁过。但她没说你拿什么养我,这句话不说,就是她心里乐意。

他招呼服务员,伸出手指,说再来四瓶凉的。她说别喝了,现在饭店的啤酒多贵,超市才卖四块,这儿卖十二块,四瓶快赶上鱼贵了。他想了想,就改口说先拿两瓶。

表妹和那男人纠缠了一段,终于也把婚离了。她跟儿子说找了份工作,需要到外地上班。儿子说你不是找了份工作,你是又找了个男的,不要我和我爸了。没过大半年,表妹的前夫得了急病,或是糖尿病并发症,总之是很重,表妹就又和新男人搬到离她原来家附近的公寓。白天回来照顾前夫和孩子,晚上再回新家,这一年多,就在这么过。“最有意思的,”她说,“这事儿,我们谁都不敢跟我老姨说,她还不知道姑爷换人了呢。诶,你就说,这得到哪天算一站呢?

那对夫妇,按他的印象,是比他俩——怎么说呢,他自己承认,“高档”的人。听到那女人用一份说不上是爱的东西,换了好几份仇恨,毁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东西,弄成这样,他不觉得有什么可高兴的,准是一开始就错了,走进了不想要的活法里,过了很多年,又倒霉地遇到了想要的活法。“这他妈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又想,盯着眼前这女人,他只觉得厌烦,恨她告诉自己这件事。没错,早就该和她离,干嘛早不离呢。他不由得微笑了一下,使她误以为他在赞同她。

还不是为了孩子?他原本想趁这次要回那本相册。他想不起儿子小时候长什么样了,他手头没有自己年轻时的照片。那些照片也不可靠,那时候,照相不是常有的事儿。每回照,儿子都一脸不耐烦,被他扳来扳去,然后他自己摆出过于严肃或过于开心的模样,心想,将来儿子会指着这些照片,对孙子孙女说“这是你爷爷”。现在他知道,他不会被介绍给任何人,那本相册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扔掉,还不如让他再看看。他总觉得,最近有种东西在迫近,叫他头皮发麻,按说不过是死而已,但又比死又气闷一些。他总看见殡葬公司的旧面包车停在院子里,下来两个人,提溜着一个鞋盒子似的纸棺材,还没想过那东西和自己的关系。他不算老,按外国的算法,还算得上年轻呢,但也到这个岁数了:要是哪天,像那个稀里糊涂丢了老婆、得了重病的男人一样,窝窝囊囊地死在什么地方,一点儿也不稀罕,顶多是成全了别人。他现在就得安排这些事。她见面时随口说忘带了那本相册,然后就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始翻菜单。“你要那么想要,应该再嘱咐我一次。”

他两次问到儿子,她第一次是随便搪塞了几句,第二次,就只是恨恨地瞪他。听那个意思,儿子不在本市,好像是和朋友去海边儿玩去了,不知道是几个人、有没有女孩,坐火车去外地,似乎早了点儿。哦,对了,就是因为露出了责怪她的意思,她才瞪他的。

他告诉儿子他们要离婚的时候,那小子眼睛一直没离开电视,瞳孔跟着屏幕闪烁。“离吧,你俩早该离了。”他准备好的安慰和自责的话,全都没用上。

结婚,是因为当年要找女人,又不被当流氓犯抓走,只有结婚。他妈那时候瞅着还行,想必她看他也还行。他俩只是没有将就下来,这也不奇怪,没将就下来的人和将就下来的人,差不多一样多。等到没什么话说以后,就开始吵嘴,然后是干仗,她说话嘴没把门的,总拿他和别的男人比来比去,他没动手算很不错了。他当然不恨她,这个字儿,可能得算得上爱过以后才能谈得到。

等他们又重新安静下来,各做各的饭,按月给她钱的时候,就到了可以离的时候了。那天,随便一说就说成了:他不要房子,总务科科长和他是老哥们儿,前几年也离了,能给他解决间单身宿舍,上班更方便。存折和屋里的东西差不多都留给她,毕竟是她带孩子。要说过错,没什么过错,最正宗的“感情破裂”。他俩把日子过成了只剩下一层死皮的东西。

“你他妈还有脸笑话别人?”他下意识地看了女人一眼,又低头看杯里的几点沫子,举起杯子,一直看着沫子,把它倒进喉咙。

区离婚登记处里,填个表,照个相,就把证换了,根本没人劝,也可能是疑心他们是为卖房子。一楼结婚登记的没什么喜气,二楼离婚登记也不大丧气,这可能是天底下唯一不用花钱找人就能办的事了——就应该这样。报上说有个先进工作者,给人办离婚的时候总说电脑故障,让人过几天再来,帮助多少对复合。凭什么,不是应该告这样的傻逼么?

他想起那天的儿子,稍微有点儿寒心,他俩对孩子,做了很多没用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都算不错,对自己都舍不得那么好。十七八,正是最混蛋的时候,以后再看吧。幸亏国家就让生一个,还是国家英明。

她也可能不是为见他而打扮的。谁知道她待会儿要去哪儿,要见谁呢?他听人讲过她这一年多是怎么过的,就是和那几个老娘们天天喝酒打麻将。她们极力拉上个四五十岁的老光棍上她们的局子里来,好在牌桌上为了他争风吃醋,竞相用脚去蹭那人的腿肚子。他又看了看这个女人的眉毛,他不是嫉妒,真是不大在乎,顶多是为了自己难过。那他为什么还和她吃饭呢,他想要什么,还是就是个坏习惯?那毕竟是二十多年。当初干仗的时候,她老是骂“我这一辈子都让你给祸害了”,他回嘴说“也不知道谁祸害谁”。女人总是要比男人难,男人老了也就老了,女人老了,自己都嫌弃自己。

他在医院做电工,这活儿挺好,不忙。医院可有钱了,他还有高级技师的职称,开得真不少,所以净身出户也没什么。他要是想,想搞搞“破鞋”还不容易么吗,人跟人,就这点儿事儿容易。可那方面不行了,也没什么兴趣。他老笑话总务科长,不行了还买药,兜里揣着一堆瓶子盒子,上歌厅跟去住院似的,不是应该正好趁着不行图个清净么。他没打算再怎么样,退休有退休费,将来老了看病,都是熟人,肯定没问题。现在,一跟谁说他在医院工作,对方的表情都紧上一紧,然后笑,发现他有用。找个大夫、安排个病房之类的小事儿,他确实能办。

他喜欢呆在医院里。如同人身上的肿瘤,这家医院自我复制,越长越大,从几座旧楼开始,往上、往横里,接了好几层,又盖了新外科楼、新住院处,分出好多科,还收购了新医院,新楼与新楼间,连着过街的空中走廊,病人需要做个CT彩超什么的,自己根本就找不对地方。但不知为什么,不管大楼怎么盖,大夫们待的地方,老是像工棚似的,比他的值班室都不如,好像是故意的一样。他老说,给我一样的工资,让我天天就在住院处里坐着,我都不乐意。

他不爱聊天,但人缘挺好,哪个科有事儿找他,都到得很快。没事儿也爱瞎溜达,干坐着不也是一天么?尤其喜欢到检验帮忙。常穿着医院的马甲,照约好的时间,推着轮椅去病房接患者。他最爱去儿科,喜欢领着那些或凉或热的小手,有时着急,干脆抱起来,家长们一脸感激,小心翼翼地后面跟着。送来患者,他还帮着维持维持秩序,叫叫号,遇到老人或胖子,帮着一起扛扛抬抬,然后退到一边静静地看。各科大夫护士长对他都很和气,说他“有修养”,让他有点儿不好意思。

只要霍老师在科里,他差不多一天都呆在这边。霍老师五十多了,身上除了雪花膏味儿,还有股少女头发里的味道,她笔直地坐在椅子里,用瘦弱的、洗得发红的左手持探头,在患者腹部来回移着,有种特殊的节奏,右手敲键盘,同时飞快地冲屋外的人打各种手势,同时安排着好几个事情。她脸上的皱纹很细很均匀,此时的表情,却像孩子似的,半张着嘴,好像那些图像多好玩似的。没有实习大夫时,霍老师就求他给帮忙,用铅笔把她报出来的一串串数字记下来。霍老师一边说数字,一边和病人、和他聊,从来没有着急上火的时候。最后总说“没事儿,我看没什么大事儿,过俩小时到窗口取结果”。病人走了,偶尔摇摇头,跟他说:“这个呀……唉,咱们啥事儿都应该想开点儿,你说是不是?”

最近,他睡眠不好,总想一些如果和但是。坐在霍老师身边抄那些数字时,他觉得自己变回了少年。他没什么妄想,人家霍老师有老伴儿的,也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孩子在美国都大学毕业了。再说,一个大夫,怎么会看上个工人?当然也有知识分子嫁工人的年代,那是什么年代?那种婚姻都像恶毒的玩笑。他盼着霍老师让他做点儿什么,他能想出来的平静的死法,就是死在和她有关的事情上。除了偶尔让他抄抄数字,霍老师什么都是自己干,连学生也不太使唤。她对每个人都很慈祥和亲热,因为她是个干巴巴的小老太太。

距离喝到满足,就差那么一点儿,就是她制止他的那两瓶。喝酒没喝到地方,和听了一句不明不白的话,都特别叫人懊恼。她最会让他懊恼。

“我他妈在干什么,我干什么来了?”他很气恼,说的却是:“这顿我来吧。”去椅背上摸夹克里的钱包。鱼做咸了。她的脸色忽然一沉,也许是想到他俩确实没什么关系,连吃饭谁花钱都需要说一声。他觉得痛快了点儿。

为了这点儿痛快,到她说要去公园溜达一圈时,他也同意了。他刚才觉得,她这副样子有点儿丢人,现在觉得有点儿不忍心,她是他儿子的妈啊。

那个老公园,就有一片老林子,中间有棵从来不结果的大梨树,树上系着很多红布条,因为是一个有名的大军阀种的,她要去看看梨花,她小时候就在这公园边儿住。城里就这么两三个小公园,四周一圈大眼瞪小眼的大板楼。只有上岁数的人早起到这里遛遛鸟、打两趟太极拳,晚上没什么人,连搞对象的都没有。城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谁不愿意去北京上海闯闯啊。他不由得想起儿子,觉得没什么不对,就该从小多出去闯闯。

“树还那样,我过年就四十五了。”她说,看了他一眼,脸上凉凉的,不再那么难看了。非得到离婚了,他俩才能心平气和地说几句话。

现在倒是比过去强,公园都免票了,所以,没几盏路灯也是应该的。

她不知道怎么胆儿这么大,敢往黑的地方走。“这边儿近,前面一绕,就出去了。”

他早就发现后面不远不近地走着两个小子,穿着牛仔服,头发用摩斯梳得老高,是从外县到城里来的小孩儿,正是他儿子那个岁数。这小树林里就这一条路,也不一定是在跟着他们,可能都在找那个出口。他侥幸地想。

拐弯的岔路中间,又站着一个小子,他心一惊。回头看,跟在后面那俩小子也在三五米外站住了,像三条狼似的。

“你们干啥!”她忽然喝了一声。

“别喊,包给我。”面前那个小子命令了一声,过来伸手抓她的背包。

“你他妈就干看着啊。”她一边挣,一边冲他说。

“你给他们吧。咱俩没带多少钱。”他小声说。

“操你妈,你是不是男人?”她继续和那个小子撕扯。

就不该喝那几瓶啤酒。看那小子只盯着女人手里的包,好像眼里根本没他,他胃里忽然一阵恶心似的翻腾,涌上来从来没有过的怒气,他也喊了一声:“你他妈凭什么!”没有章法地扑了上去。

那小子被他一撞,往后倒退了几步。这小崽子,真该把他揪过来扇几个嘴巴。他忽然觉得自己真像个男人,幸亏喝了几瓶酒。公园就在道边儿,喊两声就能把他们吓跑,明天开始,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正想再跟上去打他两拳,他的背上好像被拍了一巴掌,但是有点儿发凉。接着,腰眼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就是爱岔气的那个地方,又一阵发凉。在女人讨厌的尖叫声里,背上、腰上和腹部,又被扎了第三、第四、第五刀。他慢慢地转动着身子,像头迷茫的牛,体内的热气顺那些窟窿狂泄出身体。天一下黑到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始终摸不着那个在拿刀不住捅他的小子。

“真他妈倒霉”,他想,“真他妈倒霉。”他甚至能看到那个乏味的葬礼了,像他参加过的很多葬礼,那葬礼上,许多人因为起了个大早而不大高兴,手里捻着朵铁丝扎的白纸花,笑嘻嘻地纷纷议论。有谁会在乎他么?他可算不上什么英雄,只是个倒霉蛋,为了个不值得的女人,她那破包里根本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儿子肯定还是无动于衷。他会被很快忘掉。会迅速消失。在儿子的记忆里。在女人的牌桌上。在医院里,很快。

“真他妈倒霉”,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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