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头子灰背青 汪曾祺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齐斛律金这首用鲜卑语唱的歌公认是北朝乐府的杰作,写草原诗的压卷之作,苍茫雄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千多年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南人”,都从“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句诗里感受到草原景色,向往不已。 继续阅读阿格头子灰背青 汪曾祺

造神运动 梁文道

自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在2004年7月13日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我就一直想写点东西谈谈这位指挥家。但问题是我一直搞不懂,究竟谁是克莱伯。

男高音多明戈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在与我合作过的指挥家之中,克莱伯是最伟大的一位。”大指挥家海廷克(Bernard Heitink)与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曾双双结伴去参观克莱伯和乐团的排练,之后海廷克向拉特尔表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但我觉得自己刚刚开始学习指挥这门艺术了。”伦敦科芬园的一位乐手比较了许多前辈级的大师之后这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或那种优点,但只有克莱伯拥有了全部优点,他是指挥家中的指挥家。”另一位曾经和他合作过的女高音则说:“他对音乐的知识和理解超过所有人,你跟他谈起任何一部哪怕是再冷门的作品,他都有透彻独到的见解。” 继续阅读造神运动 梁文道

素面朝天 毕淑敏

我在白纸上郑重写下这个题目。夫走过来说,你是要将一碗白皮面,对着天空吗?

我说有一位虢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姐姐,她自恃美丽,见了唐明皇也不化妆,所以叫……夫笑了,说,我知道。可是你并不美丽。

是的,我不美丽。但素面朝天并不是美丽女人的专利,而是所有女人都可以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 继续阅读素面朝天 毕淑敏

有钱人的品味 梁文道

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同出租车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李超人”;今天坐出租车再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奸商”。想知道香港有没有仇富情绪?办法很简单,就是拿本地首富李嘉诚当指标,答案岂不是清清楚楚、显而易见? 继续阅读有钱人的品味 梁文道

工作与人生 王小波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继续阅读工作与人生 王小波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余华

有一天,我挑着担子从桥上走过,听到他们在说翘鼻子许阿三死掉了,我就把担子放下,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脸上的汗水,我听着他们说翘鼻子许阿三是怎么死掉的,他们说是吃年糕噎死的。吃年糕噎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听说过有一个人吃花生噎死了。这时候他们向我叫起来:“许阿三……翘鼻子阿三……”

我低着头“嗯”的答应了一声,他们哈哈笑了起来,问我:“你手里拿着什么?”

我看了看手里的毛巾,说:“一毛巾。”

他们笑得哗啦哗啦的,又问我:“你在脸上擦什么?” 继续阅读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余华

话语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池莉

我对话语的警觉是在十几年前产生的。那是在我从医的第三年,也就是我医生生涯的最后一年,那个夏天伤寒病大流行。为了追踪传染源,我在整整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里,与所有的伤寒病人谈话,可是我仍然没有寻找到传染源。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了,我发现找不到传染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所有病人的主诉都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撒谎的人在人群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是人们不用撒谎,他们的话语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真实,在这个不真实的话语疑团中,所有的语锋都指向多重岔路,结果是搜寻者必然误入陷阱。我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更喜欢文学,但是也不排除我对口头语言的厌烦和对书面语言的信赖。 继续阅读话语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池莉

年糕 吴念真

阿旺和我读同一个小学,低我两个年级,所以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不过他倒知道我,因为小学时代我是学校升降旗典礼的司仪。

遇见他的时候,我已经十七岁,他十五岁,两个人都已经在台北工作了。

阿旺做事的铁工厂和我住的地方其实就在同一条巷子里,只是没碰过面,直到有一天房东叫铁工来装铁窗,扛着铁架的小助手看看我,忽然笑着说:“你不是那个……升旗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吗?”

之后只要有空,他就会跑到我租的小房间里,讲讲话或者看我房里为数不多的杂志和书。 继续阅读年糕 吴念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