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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运动 梁文道

自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在2004年7月13日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我就一直想写点东西谈谈这位指挥家。但问题是我一直搞不懂,究竟谁是克莱伯。

男高音多明戈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在与我合作过的指挥家之中,克莱伯是最伟大的一位。”大指挥家海廷克(Bernard Heitink)与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曾双双结伴去参观克莱伯和乐团的排练,之后海廷克向拉特尔表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但我觉得自己刚刚开始学习指挥这门艺术了。”伦敦科芬园的一位乐手比较了许多前辈级的大师之后这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或那种优点,但只有克莱伯拥有了全部优点,他是指挥家中的指挥家。”另一位曾经和他合作过的女高音则说:“他对音乐的知识和理解超过所有人,你跟他谈起任何一部哪怕是再冷门的作品,他都有透彻独到的见解。” 继续阅读 →

素面朝天 毕淑敏

我在白纸上郑重写下这个题目。夫走过来说,你是要将一碗白皮面,对着天空吗?

我说有一位虢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姐姐,她自恃美丽,见了唐明皇也不化妆,所以叫……夫笑了,说,我知道。可是你并不美丽。

是的,我不美丽。但素面朝天并不是美丽女人的专利,而是所有女人都可以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 继续阅读 →

中国人来访 卡夫卡

午饭后,我苍老地,通体鼓胀,心脏略有些不舒服,躺在床上,一只脚垂在地上,阅读着一本历史读物。姑娘走了进来,两只手指抵在翘起的嘴唇上,通报一位客人的到来。

“谁啊?”我问道,在我等待下午的咖啡时来客使我感到烦恼。

“一个中国人。”姑娘说,并且痉挛般地竭力把她的笑声压下去,以免给门外的客人听到。 继续阅读 →

有钱人的品味 梁文道

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同出租车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李超人”;今天坐出租车再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奸商”。想知道香港有没有仇富情绪?办法很简单,就是拿本地首富李嘉诚当指标,答案岂不是清清楚楚、显而易见? 继续阅读 →

工作与人生 王小波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继续阅读 →

心里难过 刘心武

深夜里电话铃响。

是朋友的电话。

他说:“忍不住要给你打个电话。我忽然心里难过。非常非常难过。就是这样,没别的。”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我从困倦中清醒过来。忽然非常感动。 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