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上海，我拖着一个灰色的硬壳行李箱，撞得路面地砖哐哐响。
晚上挤在朋友的小屋子里，头一次体会到了那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无所适从，没有话说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小胖租的屋子是一栋老公房阳台外添的铁皮屋，冬冷夏热。壁挂式的空调被中间打了洞的隔板分成两半，同时供应着两个房间的冷气。悲伤的是接收遥控的位置在另一端，于是开几度，往哪里吹风，全凭隔壁小姐的意愿。我没有见过隔壁小姐，但是晚上听到她和电话里男朋友吵架的架势，应该不是个善茬。我担忧地问小胖：“如果你想开空调呢？”小胖回答：“那我就敲敲隔板。”我接着问：“那要是她不在家呢？”小胖耸耸肩膀。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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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时候，一位身穿黑色丝绸衣衫的地主，鹤发银须，他双手背在身后，走出砖瓦的宅院，慢悠悠地走在自己的田产上。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见了，都恭敬地放好锄头，双手搁着木柄，叫上一声。“老爷。”当他走进城里，城里人都称他先生。这位有身份的男人，总是在夕阳西下时，神态庄重地从那幢有围墙的房屋里走出来，在晚风里让自己长长的白须飘飘而起。他朝村前一口粪缸走去时，隐约显露出仪式般的隆重。这位对自己心满意足的地主老爷，腰板挺直地走到粪缸旁，右手撩起衣衫一角，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一脚踩在缸沿上，身体一腾就蹲在粪缸上了，然后解开裤带露出皱巴巴的屁股和两条青筋突暴的大腿，开始拉屎了。其实他的床边就有一只便桶，但他更愿意像畜牲一样在野外拉屎。太阳落山的情景和晚风吹拂或许有助于他良好的心情。这位年过花甲的地主，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他不像那些农民坐在粪缸上，而是蹲在上面。只是人一老，粪便也老了。每当傍晚来临之时，村里人就将听到地主老爷哎唷哎唷的叫唤，他毕竟已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畅通无阻了。而且蹲在缸沿上的双腿也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哆嗦。 继续阅读
不用等到灾难的发生，我们其实都知道食物首先是生与死之间的界限，一边是生存，另一边是死亡，没有任何含糊余地。只不过如此赤裸裸的事实，为什么我们平常一点也感觉不到呢？
在这个富裕的城市里面，所谓“食物的文化”大多是传媒制造的产物。但是传媒在教导大家何谓美食的时候，同时又遮盖了那些文化的生产和根源，只剩下一圈华美炫目的光晕，于是食物的文化往往就成了美食的文化。例如客家菜，人人都说它是贫穷刻苦的产物，但那些油厚味浓分量大的菜式到底怎样和穷苦拉上关系？中国穷乡如此多，要艰辛过日子的人更是不少，为什么他们煮东西的方法都不一样？传统客家菜和其他“贫穷食品”的分别又在哪里？它们的味道是否同时说明了客家人的生存方式呢？ 继续阅读
将要出嫁的女儿开始搬家。先提走了三箱衣服，再拿出一盒化妆品和两个枕头、四个玩偶。最后，搬走了自己房间的小电视。
一直为女儿拉着门的母亲，看见小电视，突然掩面而泣。
女儿呆住了，匆匆把电视放下，过去安慰母亲： 继续阅读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愿意出售。我听说那个英国人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伤疤的秘密故事告诉了卡多索。英国人来自南里奥格朗德边境地区，不少人说他在巴西干走私买卖。红土农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河水苦涩，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不过办事十分公道。还说他爱喝酒，一年之中有两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猛喝两三天，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后苏醒过来似的，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不过仍旧跟先前一样威严。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谁都不来往，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讲起话来像巴西人。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小册子以外，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 继续阅读
赌场里没有常胜将军，人赌者总是输多贏少，连一个个赌王最终也死得惨惨。但无论这一高风险是如何明白无误，无论胜出概率在专家们反复计算之下是如何的微小，赌业自古以来还是长盛不衰。赌徒们从来不缺乏火热的激情、顽强的意志以及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眼中多是成功，没有失败，总是把希望情不自禁地放大，诱导自己一次次携款前往。 继续阅读
为了庆祝开猎，德.贝尔特朗侯爵家里举行了宴会，这时候宴会快结束了。十一个参加打猎的男人，八个年轻妇女和当地的那位医生，围着大桌子坐着。桌子上灯火辉煌，摆满了各色水果和鲜花。
他们谈到爱情，于是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还是那个永远争论不完的老问题：一个人只能认真地爱一次呢，还是能爱几次。有人举只认真爱过一次的人做例子；也有人举出曾经狂热地爱过多次的人做例子。一般说来，男人都认为爱情像疾病一样，可以不止一次地侵袭同一个人，如果有什么障碍挡在面前，甚至会置他于死地。尽管这个看法难以驳倒，可是妇女的意见却往往是以诗意而不是以经验做为根据，她们认为爱情，真正的爱情，伟大的爱情，一辈子只能有一次；而且这种爱情就跟霹雳一样，一颗心被它击中，从此就被破坏、烧毁，变成一片废墟，其他任何强有力的感情，甚至连任何梦想也不能再在里面生根发芽了。 继续阅读
“金桂嫂，您家秋生把俺家大胖的爬犁摔坏了，还把俺家大胖的鼻子打破，淌了那么多血，您也不管教管教他。”莲叶站在半人高的土墙边，恼怒地向邻家院里说。
金桂正在院子里喂鸡，听到莲叶的话，把手中的高梁往地上一撒，两条眉毛刀一样竖起来，说：“莲叶，看在姊妹的份上，看在邻墙隔家的面儿上，我没好意思去找你，你倒找上我来了。真是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
“孩子打了人，还不让找啊？你讲理不讲？” 继续阅读
18……年秋，在巴黎的一个风声萧瑟的傍晚，天刚黑之后，我正享受着双重乐趣，一边沉思，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我和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待在一起，这是他的图书室，一个藏书的小后间，在圣·日耳曼旧郊区登诺街33号四层楼。至少有一个小时，我们寂寂无言，在任何偶然瞩目的人看来，我们两个大概都好象在专心致志地一味喷吐缭绕的烟云，使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混浊。然而，拿我自己来说，我脑海里却在思索着黄昏初临时我们当作话料的那个题目，我指的是陈尸所街的那件事，还有玛丽·罗歇谋杀案难解的谜。因此，当我们那套房间的门被人推开，迎进了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G一先生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巧合。 继续阅读
我的童年是在台北市温州街和云和街之间度过的，那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好比卡萨布兰加或伊士坦堡，处在多种文明交会之处，撞击出异样的火花。
温州街的两侧，住的多半是台大教授，最记得正对门有位陈姓的老书法家过世，他那学者儿子号哭：“爹爹啊！爹爹啊！”连着哭了半个月都不止。
我家右邻也令我怀念，最先住着一对老夫少妻，想必师生恋，那年轻貌美的妻子，总娇声细气地喊“老师！老师！”她一喊，我老爸就说：“又喊了！又喊了！”我老妈则会瞪他两眼：“又没喊你，你听什么？” 继续阅读
